墨家思想是什么?

孔子是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

墨子姓墨名斋,鲁人。相传,翟墨早年受儒家教育,后来因为反对儒家复杂的礼仪和政治主张而创立了墨家。虽然翟墨出生于下层贵族,但他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他说:“民有三益”,即“饥者不能食,寒者不能衣,劳者不能息”。翟墨认为,要对工人做出有益的贡献,就必须开展政治活动。他所创立的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苦行僧团体。其成员被称为“墨家”,大多来自从事生产劳动的下层社会。他们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国防战争。墨子还推荐他的墨子讲师的子女出去做官,参军。如果有人做官后背弃墨家思想,就会被召回。墨子弟子亦尚武,淮南子曰:“侍奉墨子者一百八十人,可令其赴火而死。”墨子死后,这个集团的首领被称为“巨人”,这个巨人是由上一代的巨人任命的。《墨子》一书是由翟墨的弟子们根据他们的发言记录下来的。现存53本,基本上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资料。

墨子和孔子是一个民族,墨子的出生和孔子的去世略有联系。在战国和汉初,孔子和墨家并称为二当家,他们都以崇高的道德和智慧以及广泛的信徒受众而受到社会的推崇。儒家和墨家都是当时的显学。但就思想和行为而言,儒墨是针锋相对的。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支持者,墨子是社会新秩序的追求者;孔子百吃不厌,他从不在乎被人养尊处优,而墨子是个苦行僧,吃粗布,苦练内功。孔子鄙视劳动,视劳动者为小人,墨子是工匠,自称贱人。孔子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音乐家,墨子则把音乐视为应该禁止的奢侈品;孔子远离鬼神,墨子则认为鬼神控制人事;儒家是唯心主义,把理想的社会秩序定义为“君君、大臣、父子”,理想的人生目标是“止于至善”。墨家是实用主义,墨家自己也主张省钱,废除快乐。他一生吃苦,行侠仗义。一个朋友曾经劝他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拒绝做任何忠诚的事,你为什么要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要做这件事。"墨子说:"比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都懒,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耕田的儿子要更努力。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拒绝做任何有帮助的事情。你应该劝我多做点。你怎么能说服我停下来?“这是什么性格!多么努力的精神啊!

墨子是一个注重实干实干的思想家,“择事而行”的实用主义是墨子思想的根本理念。墨子作为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家建立了许多基于这一理念的信条。

第一,野心。所谓“天志”,就是天意。墨家思想的基础是“天志”。墨子曰:“吾有天之志,譬如人若有规,工匠有矩。”车匠遵守他的规则来实现世界的方圆,他说:“胜利者是对的,失败者是错的。”也就是说,天下所有人的思想、言行、政治、刑罚,无论是好是坏,都要以墨子的“天意”为是非。那么这一天的“野心”是什么呢?用墨子的话来说,就是“神要人相亲相爱,互利互惠,但不要人为恶为贼。”实际上,这种“天道之志”是墨家衡量人们日常言行的准则,是无一例外的最高裁判,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的裁决。因为“天志”可以爱别人也可以恨别人,可以赏善惩恶。“那些遵从神的旨意,彼此相爱,彼此受益的人,会得到奖赏;违背天意的人,不要作恶,互相偷窃,必遭报应。”墨子的“天命”不同于儒家的天命思想。儒家主张“畏天命”,强调“命即命,富贵在天”,这是在承认天意的前提下的天命论,意在肯定传统价值,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墨子认为,富贵贫贱、长幼天道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能否服从命运,从而肯定了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

第二,爱与不攻。天意是要人们“爱一切”墨子不忍看到当时各国战乱的惨祸。作为一个热心于拯救世界的人,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消灭战争,就必须让每个人“视人民之国,若视其国;把人家家当自己家;要看这个人的身体,如果你看他的身体。”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他说:“当王子们相爱时,他们就不会打仗了...人与人相爱,就不会做贼。君臣相爱,必有忠;父子相亲相爱,那就是孝顺;兄弟相爱,就和好了;天下人若皆相亲相爱,则强而不弱,公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骄,诈不欺愚。”墨子的“兼爱”论,是阶级社会的天真幻想。一向崇尚实干的墨子不会沉湎于幻想,于是提出了“非攻”的思想墨子认为,不爱是世间万恶之源,世间最大的恶是侵略战争。墨子说,“利即义”。义是利的美名,利是实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为它“弄巧成拙,毫无用处”。数其所得,不如数其所失。“也就是说,发动战争不仅消耗了我国大量的资源,而且杀死了许多士兵,无论是对方还是我方都有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战争最大的‘坏处’就是因为它不利,它是非正义的。墨子的“利”不是自私,而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谛,也是“非攻”的初衷。

三、短丧、“非乐”节俭。墨子讨厌儒家,虽然他不相信鬼神。但这给死者带来了很多繁文缛节。对于鬼神,他只注重精神信仰,忽略形式礼仪。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漫长葬礼必然导致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和政治混乱。墨子是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一切足以民用。”对于所有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都要“去掉无用的开销”。于是就提出了“不幸福”的理论。墨子所谓的“乐”,是广义的“乐”,包括一切艺术、音乐、建筑、烹饪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奢侈品,浪费钱,解决不了人民的贫困,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应该全部废除。

第四,“尚贤”和“尚同”。墨子时代,贵族政治还没有消失,出身下层的人很难走上政治舞台。国家权力掌握在贵族手中,连儒家在讨论政治时也提倡“贵”“亲”。墨子主张“尚贤”。他说:“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可以的话可以提,不行的话可以降。”因此,他认为政治应该是“尊尚贤”。不要党祖兄弟,不要偏财,不要胜色。圣人举之,富而贵之,以为是官;如果你肆无忌惮的浪费它,如果你贫穷吝啬,你认为它是仆人。”“尚贤”不是墨子的终极目标。尚贤是尚同的。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乱,生而无政者。“如果社会上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人们就会把自己的对错当成是非,必然会出现‘对立’和‘对立’的混乱。所以墨子主张“尚同”、“天下之义共”、“国之义共”,即全社会都要服从最高的思想和意志,“凡在之上者,必是之;世界上错的一定是错的。“那么‘尚同’的标准是什么呢?墨子说:“以尚同为天”,就是以“天志”作为“尚同”的总标准。

墨子的思想始于“天志”,止于“尚同”。《尚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渴望。但墨子幻想“同”会消灭“异”,“异”也一样,最终走向极端的绝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