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我们的学习》原文

原文:

改变我们的学习。

(1941年5月19日)

我主张改革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制度。原因如下:

一个

中国* *产党的二十年,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在我们党年轻的时候,我们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和贫乏,现在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要深刻和丰富得多。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百年来,其杰出人物一个又一个奋斗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感人至深。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我们才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生产党就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一旦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貌就改变了。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与当今世界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所有这些都是好的迹象。

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还有很大的缺点。我认为,如果我们不纠正这些缺点,我们的工作就不能更进一步,我们就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做好。

首先,研究现状。作为我们这样的大政党,虽然在研究国内外形势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也不系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对上述方面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资料收集研究,缺乏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浓厚氛围。“闭着眼睛抓麻雀”“盲人摸象”,大大咧咧,自吹自擂,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极坏的作风,在我们党的许多同志中还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要认真研究形势,从客观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直接违背了这个真理。

其次,学习历史。虽然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做了这项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有组织地做过。无论是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还是古代的历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仍然是黑暗的。很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说自己是希腊人,但是对不起祖先,忘记了。认真研究现状的空气不浓,认真研究历史的空气也不浓。

第二,要学习国际革命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看来,许多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看了,但是消化不了。只单方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文字,不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很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

上面我提到了三种情况:不关注研究现状,不关注历史的学习,不关注马列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其恶劣的作风。这种作风的蔓延伤害了我们许多同志。

的确,我们队里的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误导了。难道在许多同志中,不愿意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作系统的、彻底的调查研究,只是凭一知半解,“想当然”地在那里发号施令,这不是还有主观主义作风吗?

我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或者说知之甚少。我不感到羞耻,而是骄傲。尤其重要的是中国* * *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历史。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有些人对自己的东西一无所知,留给他们的是希腊和外国的故事,也是可怜的,零星地从外国的旧报纸上捡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回来,只活着谈外国。他们扮演了留声机的角色,忘记了自己认识和创造新事物的责任。这种问题,也传染给了* * *制作方。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很多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谆谆告诫人们的一个基本原则: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原则,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相反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等等。于是,歪理邪说传播开来,误导人们。在延安学习后,不能在富县(1)报考。经济学教授解释不了边币和法币,学生当然也解释不了。就这样,在很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变态的心理。他们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对党的指示置之不理。他们一心向往的是从王老师那里学来的学说,据说是永恒的。

当然,我上面说的是我党一个很坏的例子,不是普遍的。但这种模式确实存在,而且数量不少,危害也相当大,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反复解释这个意思,我想比较两种对立的态度。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意味着我们不去对周围的环境做系统细致的研究,只凭主观热情去工作,这就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影子。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知道希腊文,不知道中国,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都是黑暗的。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漫无目的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去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找立场、观点、方法,而是单纯地研究理论。不要有所目标,而要无所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从中得出规律,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为此,必须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详细掌握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不这样做。他们中的许多人做研究工作,但他们没有兴趣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只专注于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很多人做实际工作,不注重对客观条件的研究。他们往往只靠热情,把感情当成政策。这两种人都是主观的,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者做个演讲,然后一堆A,B,C,D,1234;或者写文章,都是一大块的吹嘘。没有实事求是的意图,却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是我们队里一些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如果采取自律,会害了自己;你教别人,就会害了别人;如果拿它来指导革命,就会危害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 * *生产党的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人民的敌人,是民族的敌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目前,我们有必要打败大敌。只有推翻了主观主义,马列主义的真理才会上升,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应该说,没有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没有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不完全的党性。

这类人有一副画像。这两个人说:

墙上的芦苇,头重脚轻而又浅浅;

山里的竹笋,嘴厚,肚子空。

你觉得和那些没有科学态度的人,那些只知道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一些单词的人,那些名存实亡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有什么相似吗?如果有人真的想治疗自己的问题,我劝他写下这一对;或者勇敢点贴在自己家的墙上。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诚实的知识,任何恶作剧都不行。实话实说吧!

第二:马列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进行系统的、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不应该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凭热情去工作,而应该把革命精神和实践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我们就是不切断历史。不仅懂希腊语,还懂中国;我们不仅要知道外国革命的历史,还要知道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不仅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还要了解昨天和前天的中国。在这种态度下,有目的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相结合,从中国革命中找到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态度是有针对性的态度。“是”是中国革命,“亚”是马列主义。我们中国* * *制作人找这支“箭”,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的“靶子”。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是”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是我们所研究的。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得出其内在的而不是想象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的指南。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主观想象、一时的热情、死书,而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A、B、C、D现象的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套话,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的意思,没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是党性和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表现。这是一个党员至少应该有的态度。如果你有这种态度,既不“头重脚轻”,也不“嘴尖脸皮厚”。

基于以上意见,我有以下建议:

(一)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仔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本文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三党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而得出了恰当的、必要的结论。为此,有必要把同志们的目光引向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要使同志们明白* * *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前者是认识世界,后者是改造世界。要让同志们明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胡说八道,罗列1234的现象是没有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朋友和我们自己的宣传情况,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部门的工作都要先了解,然后才会处理好。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本环节。

(2)关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应该集思广益,分工合作,克服无组织状态。要先对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进行分析研究,才能进行综合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当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取消静止的孤立的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应该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史读本为基础。《苏联* * *生产党(布尔什维克)简史》是近百年来世界* * *生产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是世界上唯一完整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和斯大林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应该如何工作。

我们走过了很多弯路。但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在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个生动而丰富的革命环境中,我相信我们的这种转变学习会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