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抑后扬历史。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在他的专著《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写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话言简意赅,但他的意思很明确:历史具有多重属性,既可以帮助人们汲取过去的教训,也可以为利益所用。当历史实践了前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历史学家批判的对象,也是考证专家和训诂学家努力追求的真理。但当它实践了后一种属性,它的真实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应该被塑造成什么样,又能被塑造成什么样。因此,此时的历史与当代历史并无不同。

历史的双重性决定了古今中外史料记载的诸多矛盾。当恺撒在《高卢之战》中明确记载了高卢战役的艰辛和严酷时,罗马的历史学家却因为庞培的一句话而淡化了恺撒的贡献。当马可·奥勒留为了罗马的利益而长期患病的时候,躲藏在罗马的北方蛮族却在不断地抹杀奥勒留对祖国的真挚热爱和信仰。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几千年。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两千年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寿的高明之笔,看看他是怎么把白写成黑,又是怎么把黑写成白的。通过对陈寿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不仅要能够客观准确地记录史实,而且要善于在高压下肩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不出卖自己的良心。

在三国正史中,最不平凡、最杰出的人物是曹操。陈寿对曹操的描写也是最丰富的。所以,先从《曹操传》说起,看看陈寿的美化努力。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就连曹操的童年经历,陈寿也做了大量的美化。《三国志·武帝》载:“太祖武...父曹嵩,官至太尉,无法判断其出身。”只有这二十个字,才能体现出陈寿笔法的自然与细腻。首先,曹操遭受宫刑后,袁绍曾让陈琳写檄文诅咒曹操“宫刑过重,家丑不可外扬”。说到这里,曹操自然是相当委屈的,因为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勾结朝廷,给天下带来了灾难,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宦官也不全是恶人,至少曹操的养父曹嵩不是恶人。但作为当时人们咒骂的共同对象,曹操也为自己的身世感到自卑。所以陈寿会在文章中刻意美化曹操的祖先。

曹嵩的代入感太强,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陈寿自然不能美化曹嵩,说他不是太监。但是陈寿很聪明,他没有说曹嵩是太监。而且,明明是曹嵩的祖籍,陈寿却来了一句“不要评判他的生与死。”这句话切断了曹嵩和祖先的联系,一起切断了。自然,曹操和他的祖先之间也有联系。同时,为了进一步美化曹嵩,陈寿称曹嵩为“官至秋”。但东汉末年,买官捐官甚嚣尘上。不仅地方默许了这种习俗,就连缺钱的朝廷也公开卖官鬻爵。《后汉书》中记载,当时买官卖官十分猖獗,500石、1000石的官,需要几十万到上百万。《曹嵩》里的邱的官是买的,花了一个亿。然而,陈寿对这些内容只字未提。如果不是当时和后世史料的补充,如续《汉书》、《曹臧列传》,曹嵩的官购将是一个历史谜。

至于曹操的童年经历,陈寿用了家人的辛苦,几乎美化得不着痕迹。如《武帝纪》中记载:“毛少机警,有权数事,而荒淫,不治业,故天下不惊;但梁国桥玄与南阳不同。”这句话看似每一句都在贬低曹操,其实每一句都在赞美曹操。所以这句世人并不惊讶的话一出,人们自然会觉得这句话说的都是曹操,所以当时的人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但“我小时候很敏捷,很聪明,所以这么小就有战术”,这显然是对曹操的极大褒奖。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能不能这么控制欲强,不是天才,也挺有天赋的。后来陈寿说曹操很侠义,很侠义,却不太重视世间的积极的东西,更是贬义。一个侠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年轻人,对普通人的事毫无兴趣,但这种人,陈寿说,世人见怪不怪。国内外有多少历史学家有这种赞誉?

陈寿就更不用说了,马上就提到了乔玄和何清,说当时只有这两个觉得曹操伟大。这两位是当时的名人。陈寿写的意图很明确:大部分人不认为曹操有前途,这很自然,但当时的精英认为曹操有前途,说明曹操绝不是游手好闲之辈。短短十几个字,陈寿先抑后扬,让曹操的天才脱颖而出。为了突出陈寿捧曹操的功夫,我们来对比一下刘备。他也是当时的领军人物。正因为有魏国史家的身份,陈寿可以不择手段地美化曹,却不能这样对待刘备。但从陈寿对刘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良知和责任感:他在夹缝中艰难地活着,他会尽力不去丑化刘备。

《三国志》中记载了刘备的早年:先主孤独,与母亲相依为命。一句真心话,只有事实,没有贬低,没有赞美。但读者至少知道刘备出生在一个不好的家庭。曹操是超级富家子弟,而刘备只是编席子卖孩子。然后,陈寿又极力夸奖刘备,效果还是不好。他写道:“在刘备家的东南角,有一棵五十多尺高的桑树...或者做一个高尚的人。已故的勋爵年轻时对别人说:“我必须用这根羽毛来造一辆汽车。”叔叔说:‘别胡说八道,破坏我们的门!一般来说,如果古籍中记载了这样的话,可能是在美化历史人物。这里的陈寿也是如此。他写的这句话不太可能是史实,但他有意让刘备给人这样的理解,刘备小时候就有项羽迟早要带的英雄气概。但不言而喻,与他美化曹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