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过或读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育?

近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教育史)

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大约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教育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很年轻,至今还不到百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初步建立到发展,走过了近四十年的道路。

19年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中国第一部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新课程开始进入课堂,中国教育史学科被列为大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科目。最初引进的是外国教科书或讲义,主要是翻译、编纂和叙述日本学者的著作,如《中外教育史》、《东西方教育史》、《支那教育史》等。同时,我们也在计划并开始编写教材。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黄从1902开始准备到1904,在1906拟出提纲,然后刘义之在1910年5月写出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教育史》。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颁布了第二个新学制,即“忍子轻丑”学制,中国新教育向前迈进了一步。新学校的数量、规模和类型进一步发展,各级学校对教材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和教材编写又活跃起来了。除继续编纂日本学者著作外,中国学者著作也有所增加,如的《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14版)、李的《新制度教育史》(中华书局1915版)、佚名的《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是1914留美学者郭秉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公共教育制度》,周云译,1916商务印书馆以《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为题出版。该书最初由哥大师范学院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路萌作序,中文版由黄炎培作序,影响很大。郭秉文声称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寻求历史的借鉴,“有理有据,是典范,是向导;反过来,也和前一辆车一样。”该书虽然是一部教育制度通史,但重点讲述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它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教育史的研究范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第一次研究。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新文化教育的民主科学思潮波澜壮阔。各种教育思潮和各种教育实验相继亮相和开展,特别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潮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对中国教育的深化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的传播,为中国现代新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随着1922《任旭学制》的颁布,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教育史的书籍数量大大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有了新的进步和突破,整体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王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版,1928版)和陈庆之著《中国教育史》(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第二卷完成于1934年)。此外,还有周古城的《中国教育简史》(上海台东书店1929版)、黄炎培的《中国教育精要》(商务印书馆1930版)、余家驹的《中国教育精要》(中华书店1934版)。《教育史略》由李·()主编,上海世界书店出版,65438-0929年出版,是一部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教育史论著作,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的教育史论著作。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引人注目,成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使中国近代教育史成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研究领域。除了一般与近代有关的《中国教育通史》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舒新城的《中国近代历史教育》(1928版)、《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1929版)、《民国历史教育》(19365438版)、《中国近代留学史》(1版)、《民国教育》(1931版)、《周予同的近代教育史在此外还有《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版)、、何《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教育》(上海良友书局,1934版)和丁志品《最近七十年中国教育年谱》(南京国家编译馆,65438+)。

1937之后,日伪的破坏和时局的混乱,使中国教育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

新中国成立前的40年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教育史学科取得了宝贵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环境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教育史学科还不是很成熟。而且由于十几年的战争破坏,研究工作几乎已经停止,很多专业人员已经失去或者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学面临着重建的历史使命。由于现代教育的发展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更直接、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新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就显得更为迫切。

(一)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建(1950-1966)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出现文化建设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在世界上。”徐特立指出:“要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任务,首先要有步骤地整理和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发扬先辈创造文化的伟大精神...即使是老祖宗留下的知识遗产,也要彻底清算和吸收。”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人们,受到这些声音的极大鼓舞,异常兴奋和激动,决心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建设和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