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市空间发展历史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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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是城市区域化的区域空间表现,是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城市和社会经济联系密切、非农活动发达的外围地区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化倾向的功能性城市区域。自1910年美国提出都市圈概念以来的近一个世纪,西方国家的经济核心区经历了集聚城市、都市圈乃至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城市开始从集聚型城市向大都市区转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宁中南部等地区开始建设都市圈。分析世界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机制,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审视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的发展历程,进而提出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机制的调控措施,对促进我国大都市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与大都市区的形成

城市化发展阶段

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或者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从更深层次的理解来看,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区域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成长与扩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人口集中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人口分散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据此,世界城市化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和八个时期(表1)。各阶段人口变化的特点是:在城市化和郊区化阶段,城市圈人口增长,其中,城市化阶段人口向城市中心快速聚集,郊区化阶段人口增长快于中心城市;逆城市化阶段,城市圈人口减少,人口趋向分散,城市中心人口迅速减少;再城市化阶段是美国等政府采取措施改善内城衰败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部分中产阶级搬回市区,但未能完全遏制内城的衰落。理论上,从区域角度规划和引导城市发展,可以保证内城的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英国的城市发展就是如此。

注:符号“+”和“-”表示人口变化,“+”表示人口增加,“-”表示人口减少。

城市空间组织形态的演变

在城市化过程中,区域要素、人口和产业的空间活动有集聚和扩散两种作用方式。在不同的阶段,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

城市化初期(工业化初期),在集聚经济效应的拉动下,人口和产业向交通区位、资源等条件优越的经济中心聚集,城市个体迅速扩张,活动范围大大扩大。前工业化时期地方经济中心均匀分布的格局被打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城市多中心集聚阶段。

郊区化阶段,工业革命的集聚与近场扩张并存,郊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城区,城市沿着交通要道向农村层层推进。在规划的约束下,城市扩展区与中心城区被农田隔开。城市由内而外形成核心区、边缘区和吸引区。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多中心郊区扩展阶段。其中,核心区是中心城区,外围区是以通勤活动为主的日常生活圈区域,与中心城区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农村腹地是吸引区。

反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发展以区域推进为主,城市圈人口减少,卫星城镇远郊或农村腹地城镇大量出现并迅速发展。新一轮的集聚-扩散循环,在区域内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城市体系或城市网络。这一演变过程,即从城乡二元分离到城乡一体化,从区域城市化到城市区域化的过程,发展成为都市圈,都市圈与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分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高级都市圈(或都市蔓延)。发达国家的经济核心区都经历过这种城市空间演变。

因此,都市圈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域空间组织的必然形式,经济发展构成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集聚和扩散趋势的相互作用是其结构形成和转变的根本控制阀,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政府政策制度的参与影响其形成和发展。

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分析

经济发展: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经济学、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对城市化的动力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学科都不能否认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经济发展与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态的转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首先,经济增长为大都市区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美国经济学家兰帕德、地理学家贝里等众多中外学者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的高度相关性。在前工业化时期,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的过剩是从均匀分布的地方中心向集聚城市发展的必要前提。高收入阶层的出现,对外交通通讯设施和郊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形成的动力和必要的物质条件,经济增长是其根本源泉。其次,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都市圈形成的主要原因。工业化导致了现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集聚城市的出现、发展和扩张,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形成。第三产业门类众多,城市中有大量不同性质的劳动者。这些特点使得第三产业占据了现代化的市中心,而工业则因为市中心土地空间有限、地价高而被迫向郊区转移,并建立了配套的商业和服务设施。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郊区化的进程,都市圈是郊区化的空间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生产性服务、居民对生活性服务的要求将更加细化和全面,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将更加深远和广泛。

集聚与扩散: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态转变的控制阀

经济学认为,同一产业部门内多个企业和部门的空间集聚,可以在专业化和协作中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节约外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集聚经济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集聚带来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导致拥堵、污染等非货币成本的增加。城市越大,成本越高。当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达到平衡时,城市的规模扩张就停止了。这种均衡规模的大小受到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体系、空间结构等内外因素的制约,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均衡过程。受集聚效应的制约,向中心集聚、从中心扩散或向城市集中以及郊区城市化是大城市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当集聚的负面效应与日俱增,城市由向心集聚向离心扩散转变,部分城市功能溢出,城市开始进入都市圈结构建设。金融、保险、高级商业中心、公司总部等第三产业位于市中心,而住宅产业、传统产业、仓储企业在城市的负集聚效应带动下向郊区扩散。他们的区位选择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利益,二是个人的空间偏好,比如对清新环境的向往,对娱乐设施的偏好。

交通建设: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构建的前提和空间有序发展的关键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是城市要素分散化趋势的主要原因。但是,人际交往、物资和产品的运输在现代生产生活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削弱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在郊区化过程中,居民、工业企业甚至SOHO等现代办公企业仍会沿着对外交通干线向外扩散,会选择交通便利的区位布局。在都市圈内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布局也将集中在交通干线和交通网络的布局上。靠近交通干线,尤其是交通节点,可以节约交通成本,享受多元化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而交通可达性会影响城市地租和地价。除了市中心,其他交通线路的汇聚点也可能成为不同层次节点的位置,从而形成大都市区的多核空间结构。这样,交通网络的布局将通过不同地段的集聚效应和土地价格的差异,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选址、搬迁和迁移行为,最终形成大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

政策体系: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宏观引导和调控因素

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于城市空间扩展,而政府以城市发展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和土地使用制度引导和协调城市发展,影响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速度及其空间形态的塑造。根据客观结果,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能够促进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比如日本以交通为先的城市发展政策,在100年间迅速经历了马车、电车、公交车、地铁、路面铁路、新干线的革新,加速了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英国和韩国采取的分散城市功能、在大都市区边缘建设绿化带的政策,相应地促进了大都市区的健康协调发展。二是对城市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如美国自由放任的城市发展政策,导致城市向乡村低密度、分散波浪式扩散,内城衰落和种族歧视政策是大都市地区强烈居住空间分异的政治根源;第三,不同时期城市政策的正负效应不同。例如,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适应了中国的城市发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剥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机会,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非农化水平,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引导中国都市圈健康发展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大城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经进入绝对分散的郊区化阶段,沈阳、南京等城市也在构建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为我国大都市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顺应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都市圈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形态。

中国都市圈发展中的问题

西方国家郊区化的动力来源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外交通建设的牵引、郊区优越条件的拉动和中心城市对城市环境恶化的排斥。目前,我国城市郊区化进程虽然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但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大规模的郊区化进程已经出现。在《地价法》和当地政府“腾笼换鸟”、“退二进三”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工业企业率先迁入郊区。与此同时,有利于城市发展的长期政策使我们的城市仍然具有吸引力。上述特点使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独具特色,其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大都市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进程是从工业企业向郊区迁移开始的。交通、通讯、教育、卫生、商业等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发展相对落后,人口郊区化趋势不明显。郊区企业大多迁出市中心,没有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到第二产业,存在劳动效率低或者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山水城市郊区化水平低,导致大都市区整体发展水平低。

二是大都市区空间发展无序。大都市区的发展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引导与控制,城市空间扩展多以市区为中心向外呈同心层状波浪状延伸。“摊大饼式”的郊区化进程不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郊区中心尚未形成,多核心城市的空间模式有待完善。

第三,需要发挥都市圈的整体优势。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区和郊区利益不够协调,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东南沿海地区和辽宁中南部已出现城市蔓延的形式,但相邻大都市区的产业结构相似,城市间的无序竞争抑制了城市蔓延整体优势的形成。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的大都市区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密切联系,为我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

中国都市圈健康发展的建议

针对我国大都市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考察典型国家大都市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我国大都市区发展提出以下监管建议:

一是营造有利于都市圈发展的政策、制度和监管环境。政府机构要顺应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尽快确立都市圈概念,加强都市圈体系研究,制定相应的都市圈规划,协调统一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交通建设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完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体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都市区行政管理模式,为都市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等社会环境。

第二,制定相应的都市圈经济发展战略。将都市圈发展纳入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全球化的体系,结合世界产业结构变化、城市自身发展条件、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等因素对城市进行定位,并考虑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区域和城市产业发展和布局战略。

第三,充分发挥交通设施在大都市区空间发展中的引导和组织作用。特别要注重交通建设在都市圈有序发展和合理组合中的作用,以对外交通建设引导都市圈空间发展,协调交通设施布局与都市圈功能结构和功能区域结构的关系。结合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短缺的客观实际,提倡公共交通,大力发展地铁、轻轨等高速大容量公共交通。

第四,重视大都市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西方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表明,都市圈生态系统的建设不容忽视。我国中心繁华与郊区化并存的区域城市化特征要求统一规划城市绿地系统,保证绿地的可达性和功能性,建立大都市地区统一的环境监测和控制系统。提高市民环保意识,打造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大都市圈。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