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通识教育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通识教育从西方传入中国。

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识教育的内涵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不断丰富。

新时期,通识教育被视为培养全方位高素质人才、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有哪些新的方向和问题?前不久,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的“新文科视角下的通识教育:理念、本质与趋势”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通识教育与大学精神”和“通识教育与通识课程”两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剖析了当前通识教育认知中存在的误区。

在研讨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指出,通识教育呈现五大发展趋势。一个是“深”,通知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延伸版和升级版。第二,“广”是指教育内容的广泛性、跨学科性和包容性,融合性很重要。第三,为了“新”,通识教育是一个新的范畴,而不是其他范畴的简单加法累加;第四,为了“真”,新文科视角下的通识教育引导学生提高回归观察分析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质;第五,要“变”,通过改革创新,构建新型的教师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形态。

“尚德”还是“学道”

“目前,中国的通识教育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制约。换句话说,通识教育被误解为常识教育。顶层设计不够;教师对通识教育和通识课程定位的认识不足,学生对识字课程学院的无知,都会削弱识字课程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龙永红说。

为了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有必要澄清通识教育的内涵。

龙永红认为,通识教育的内涵不是共识,而是“变通和理解”。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直入思维深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德与智?”这也是通识教育中一直争论的两个主题。有些老师注重智力,而有些老师认为美德很重要。

尤其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德”总是先于“道”。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任俊峰表示,德智体可以有机结合,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思政课和之前的人文素质教育。

“在新世纪,中国大学不仅要提高教育者的自信心,还要让年轻人有更高的道德修养。他们要有一技之长,成为“好人”、“好公民”,既要“有德”,又要“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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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科的角度看,有些人对通识教育的内涵有明显的误解。

例如,在过去,外语总是被视为一种语言工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金兵表示,外语通识教育分析语言背后的历史沿革和文化语境,思考语言与身份的关系,在外语学习中培养母语意识,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彰显文化主体性。在比较多元文化主义和不同形式的文明时,金木老师说

“混搭”成为一个重要特征。

目前通识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猎鹰回收火箭的基本洞见来自于火箭和太空旅行必须节约成本的理念,“节约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之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陆晓东表示,猎鹰火箭的研究思路来源于经济物理学,或者说是经济物理学基本概念的“混搭”,而作者马斯克的知识背景是经济(专业)物理学双学位。

“再混合”是美国学者凯文·凯利提出的一个动态哲学概念。

他引用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判断指出,真正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来自于混合。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也来自于现有技术的再混合。

“交融已经成为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教育哲学理念和跨学科人才的成长方向,构成了‘四个创新’建设背后的哲学基础。

“陆晓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识教育和通识课程可以看作是‘浅混’,转学、导师制/双学位教育、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和联合学士学位可以看作是‘深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了自己对大学通识教育几个方面的认识。

在他看来,大学通识教育的第一关就是开阔视野,传播知识。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涉猎跨学科知识,扩大知识面。

第二个层次是多学科观察分析能力的培养。学生具备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基本观察和分析能力。

第三个层次是跨学科观察分析能力的培养。学生将本专业和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置于跨学科的观察和分析框架中,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

“跨学科和多学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更强调各学科分析框架之间的联动兼容,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学习的互动。

可见,通识教育课程不是专业课程的简化版或大众版,而是专业课程的升级版。

”熊丽丽说道。

“以点代面”的整体设计

有一个关于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典型比喻。换句话说,知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区别可以通过“狐狸”和“刺猬”的故事体现出来。

“狐狸”指通才,“刺猬”指专家。

另一种理解是,“通识教育”和“专业”也是“面”和“点”的关系——如果有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不可能自然融合的。

过去一些高校在设计通识教育科目时,希望知识面越广越好。相反,通识教育科目的趋势变得正式和肤浅。

龙永红认为,通识教育课程必须以“点代替面”的理念来设计。

“核心教育课程的科目数量必须丰富全面。通识教育课程要以思想、思维、能力的培养为重点,配合课外阅读目录和研究环节的设置,实现“以点代面”,形成相关辐射,力求与同一类别的不同课程达到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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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点代替面”?

龙永红说,过去由学院申报、计算机选拔的模型,必须先弃用。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在推广阶段,学校采取了在学院领导和骨干教师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商定各学院承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做法。

“‘给面子’的核心是学生需要广泛的阅读和讨论。

“龙永红说,要强调课外研究和课堂教学的紧密结合。

扫盲部实行大班教学,小班讨论。

来自部队一线,小班讨论的重要角色之一——助教也不容忽视。

“助教一般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同的教辅,教育效果完全不同。区别在于助教能否把学生的问题浓缩成更多讨论的话题。

这个要看助教的表达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能力。

因此,对于助教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学术能力。

”任俊峰说道。

很多大学在素养课程的建设和选择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考试形式过于传统。

考研时,学生只有背诵课本知识才能得高分。所以通识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并不理想。

龙永红认为,期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应着眼于学生学习目标的实现,具有适当的开放性、综合性、灵活性和挑战性。

“课堂互动、读书笔记、习题、课外讨论都要纳入平时成绩。

课后指定的研究内容也要纳入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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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改变教风和学风。

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不是开几门通识课就能实现的。从任君一线来看,是彻底改变中国大学教风学风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的通识教育分为精英学院模式、人文学院模式和本科学院模式三种模式。

精英学院是小范围开展的。人文学院和大学里的其他学院属于同一层次,很难从其他学院大幅度调动教师。本科学院与教务处直接对接,运作合理。

“未来中国的通识教育2.0版本可能是以文理交叉为基础,将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分开。比如法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退出本科,成为‘后本科’教育。

“一锅煮”——应用研究不再像现在这样沦为空头研究,而是把很多基础研究推到了可分配的边缘。

”任俊峰说道。

要实现这一改革,教师这一关键角色将会参与其中。

与专任教师不同,本科院校采用兼职教师制度,任俊峰认为后者更有成长潜力。

在复旦,他们把通识教育变成了教师教育成长和名人脱颖而出的平台,寻找教师教育投入的现实可能性,试图将教师自身的研究与教育有效结合。

“也就是说,教师的教学过程是他们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通过几年的教学,他们可以围绕教学领域发现的问题发表论文、出书,真正调动教师内心对知识教育的热情。

”任俊峰说道。

在任俊峰看来,在构建通识课教师共同体的过程中,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看到彼此的智慧,成长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各个院系细分,教师之间交流较少的情况下,通过通识教育平台,是不同院系教师相互学习相关课题的重要渠道。

(文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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