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西徙太原
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古代,唐尧的部族活动于今河北省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对此,《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引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持此说。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代。”周长富先生则通过龙山文化的特点,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那么,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族离开故地,西徙太原呢?何光岳先生在其名著《炎黄源流史》中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试谈唐尧氏》)邹衡先生也认为如是,他在《夏高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上述论述和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说需要纠正的是,唐尧率其部族西徙太原的路线,似不应为“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而且,何光岳先生说的唐尧所以西徙太原是“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的理据也颇值商榷。其一,滹沱河由山西盂县出境入河北晋县
、定县,南距井陉百里之遥,且井陉不属滹沱河流域,唐尧部族只能沿唐河南下,沿滹沱河西入山西盂县。再沿滹沱河主要支流乌河、温川河及汾河支流杨兴河,顺流南下,进入太原。其二,唐尧与虞舜的“禅让”,或虞舜对唐尧的“逼宫”,应为唐尧由太原迁平阳之后的事,而不是在此之前。史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所谓“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才西徒太原之说,既与地理实际区域相去甚远,也与事实发展时序脉理不顺,似不通。依据史料所载,历史上海河流域水患猖獗,自明王朝创建的“1368年至1948年五百八十年间,共发生大水灾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尤其是上游在山西,下游在河北的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河北风物志》)唐尧部族所居的唐县、望都一带,恰处太行山西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网密布,正是水患多发地城。唐尧所以西徒,究其道理,为避水患当为主要原因。因为大多古籍在谈到唐尧时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尚书·尧曲》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拽,直而四出”,《晋乘搜略》说:“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正是因为常常受到唐河、滹沱河水患漫害,所以唐尧才携带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向高处迁徙,穿越了太行峡谷,进入了今山西省境,在今盂县又尚滹沱河支流乌河、温川河,汾河支流杨兴河(这几条河古代水量远比今日大),继续向西南跋涉,终于来到了汾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今太原盆地。丰厚的黄土,缓淌的汾河,苍翠的东、西两山,平展开阔的河谷平原,潺潺涓涓的晋水,以及淳厚朴实的太原先民,留住了长途迁徙、历尽艰辛的唐尧部族,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当时的太原是台骀“宣汾障泽,肇始太原”之后的时代,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不得而知。而此时的唐尧部族据《韩非子·五蠹》,《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巳经掌握了建筑大型房厦的技术,所建之厦“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木开)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厦顶的茅草铺放不修剪,屋檐的椽子不砍削,端额的梁柱不彩绘,而且,精于制陶的陶唐氏部族,又把这些技术带到太原传授于土著。于是,在汾河中游平原的大地上唐尧部族和太原先民很快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建家园,共创了太原的龙山文化。唐尧初都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