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即位后,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以免重蹈晚唐五代灭亡之覆辙。建隆二年(961),太祖召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宿将饮酒,劝谕他们释去兵权,这是消除禁军将领发动兵变夺取政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开宝二年(969),太祖又宴请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劝使罢镇改官,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对于宋太祖这一行为,世人皆以为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惟恐功臣会学他的样子谋反作乱。于是借饮酒之际劝说武将放弃兵权,从而稳定了江山。根据史书记载,“杯酒释兵权”事件确实发生过,而且发生了两次。但是如果认为宋太祖通过这两次事件就成功解决了来自军队的威胁,其实杯酒释兵权是一种误读。
宋太祖即位之初,国家有两股军方势力。一是禁军势力,即由中央政府直属的主力部队(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总兵力不足20万人;二是藩镇势力,即由驻守各地的藩镇(节度使)统领的军队,人数并不确定。经历过五代时期藩镇作乱,靠军队支持夺取政权的赵匡胤,深感军权旁落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和九月,赵匡胤登基后不久,两个实力派藩镇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拥兵反叛。
赵匡胤亲率精兵良将出征,至十一月方将叛乱平息。此后的一天,赵匡胤与心腹谋臣赵普有一段很著名的谈话。赵匡胤问:“自唐末以来数十年,帝王换了八姓,国家战火不熄,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要平息天下的兵火,为国家谋一个长治久安之计,应该怎样做?”赵普回答:“陛下考虑到这些,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这没有别的原因,方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根治,唯有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稍夺其权即逐渐剥夺藩镇的权力,制其钱粮即控制藩镇的经济命脉,收其精兵即收取藩镇的精兵良将,这三大方针成为宋朝解决藩镇问题的基本国策。
事实上,赵匡胤即位以后,便立即着手抑制武将势力。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前后进行了近二十多年,延续到宋太宗时期。大致有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移镇。移镇类似于现代的异地交流,命藩镇移镇以防止其原地做大,形成割据势力。赵匡胤是靠禁军将领的支持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初对禁军将领加官进爵,并依靠他们打击那些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而对那些服从中央政府的藩镇,赵匡胤采取了传统的移镇措施。
建隆元年(960年)击败李筠后不久,朝廷先后命令李继勋、袁彦、杨承信、张永德、杨廷璋等六个节度使移镇。第二年,又命功勋卓著的节度使王景、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移镇,同时免去慕容延钊、韩令坤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统帅的职务。通过频繁移镇,藩镇远离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失去了拥兵自重的资本。
第二,文臣代镇。即以文臣易武将,收州郡之权。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后,朝廷派文臣晷居润权知镇州(今河北正定,原李筠的辖区),开州府文官代替藩镇武将(节度使)之先河。此后,凡节度使退休、死亡、迁徙、遥领的州府,皆以文臣治理,不再任命节度使。对比较大的州府重镇,往往派亲信重臣任职(类似于现代的高配)。
如建隆四年(963年)平定荆南、湖南后,任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今长沙),枢密直学士兼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今常德);凤翔节度使王景死后,以枢密直学士、尚书左丞高防权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镇国军节度使李崇矩免官,华州之地便不再设节度使,改派知州管理。
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管辖若干州府,统领数州政务,其驻地之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藩镇大权独独揽,上马统军,下马治民,州、府、县级官员多由其亲信担任,形如独立王国。北宋开国,逐步向藩镇管辖的州府派遣地方官,命藩镇辖区内的支郡直接隶属中央政府,压缩藩镇的势力范围。如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府,将政事委任给牙校(低级军官)刘思遇处理,专恣不法,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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