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学者闻一多告诉我们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一生。他是一名战士。但他也是诗人和学者。这三种人格都聚集在他身上,因时期不同而或隐或现。可以说,从民国14年到青岛大学任教18年,他都是诗人。之后参加了33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往后两年多,就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周期最长,战士的周期最短,但他还是诗人。在诗人学者时期,他始终是一个斗士。在这一集里,臧克家先生抄了他32年的一封信,最能体现他的三位一体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我是一座没有喷发的火山,火在伤害我,但我仍然没有能力(也就是技能)炸开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只有几个和我在一起很久的朋友(像梦族)知道我有火,他们在死水里感受到我的火。

这是一个隐藏在诗人中的斗士。他补充道:

你们这些诗人总是那么小心眼,坚持认为世界上除了

这首诗里什么也没有。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历史(包括现代,因为是历史的延伸)中看不到诗,却还能理解诗。.....你不知道我在那堆旧纸里做了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在那堆旧纸里生活了十几年,我已经掌握和见识了我们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病,我敢开药方了。药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一部诗史),或者一首诗(一部诗史),我不知道,也许什么都不是。.....你错怪我了,当我是乌鱼,不知道我是杀飞蛾的大头菜。虽然两者都藏在书里,但作用并不相同。

学者隐藏诗人和战士。他还说:“今天我假装是文学史家。”。后来他开了一个“民主”的“药方”,进一步以一个直接行动的领导人的斗士出现。但就在灾难发生前几个月,他还在跟我说要用唯物史观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文老师真的是火了。在《死水》这首诗中,他说:

这是一片绝望的死水,

这绝对不是美所在,

为什么我们不把它留给丑陋去培养,

看看他创造了什么世界。

这不是对《恶之花》的赞美,只是简单地让“丑”早一点繁盛起来,“绝望”中才会有希望。在这本诗集的另一首诗《死水》中,“忏悔”他说:

但是还有另一个我。你害怕吗?——

思想像苍蝇一样在垃圾桶里爬行。

“绝望”就是“静止”,在“丑陋”的垃圾桶里爬行,他还没有放弃希望。他站不住了,在《心跳》这首诗中唱道:

宁静的夜晚!我不能,我不能接受你的贿赂。

谁想要你的统治者在墙内的和平!

我的世界有更广阔的边界。

这四堵墙与持续不断的战争噪音隔离开来,

你有办法让我停止心跳吗?

所以他写了战争悲剧《荒村》这首诗,也不怕被人说狭隘狭隘,写了很多爱国诗。他视中国为“一片金光”和“一团火”(一个想法)。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带领他们写诗,也带领他们从“绝望”奋斗到一个理想,那就是“我们的中国!”(“一句话”)

然而,他觉得诗歌是“狭隘的”,所以他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在给臧克家先生的信中,他说:“我从未忘记,除了今天,还有两千年前的昨天,还有这个角落之外的整个世界。”32年写的《文学的历史走向》一文中说“对现代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大约同一时间急剧崛起,大踏步前进”。他说:

大约1000年前,在这四个国家,人们开始唱歌,并把他们的歌用文字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代。四种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开始都是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的,并没有互相倾听。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大,一只胳膊碰到了另一只胳膊,于是我很惊讶,点头,挥手,说话。时间长了,交流了想法和习惯。最后,四种文化在慢慢的变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这样总有一天,四种文化的个性会逐渐消失,所以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历程,谁也改变不了,也不需要改变。

这就是那句“这个角落外有整个世界”的注脚。但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入手。就连“这个角落”的文学史也是源远流长,人多书多,他不得不一步一步往前走,先钻进“旧纸堆里谋生”,就像给臧先生的信里说的那样。于是他似乎有了“考证瘾”。年轻人渐渐离开了他。他们不认为他是在背诵历史上的诗歌,更不认为他想从历史中创造“诗歌的历史”或“历史的诗歌”。他对臧先生说:“我比任何人都讨厌那堆旧纸,正因为讨厌,所以我要了解它。”他所创造的是一部全新的现代“诗史”或“历史诗”。虽然他没有完成这部杰作,但十多年来他已经写了一些作品。正统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意义迥异、奇谈怪论”,于是开玩笑地把他和一两个与他同调的人称为“闻一多派”。这说明他正在开辟一条新路;这是战士的工作。这个时期是最长的,也是写作最多的。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身份出现,年轻人又找到了他。这次和他在一起的人太多了!虽然总是被行动要求,但他写了很多,也留下了一些演讲稿。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言论充满了热烈的爱恨情仇和精粹精神,甚至是《龙凤》、《屈原问题》等学术论文。这两篇文章,还有《论儒道匪》这篇短文,大概可以算是那篇巨著的重要片段。这一时期,他将诗歌和历史与生活融为一体;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但他真的不会被政治圈抓住把柄。

他要走正统的道路,也就是文字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要从史料的训诂和考证入手。当他在青岛大学教书时,他开始研究唐诗。他是一个诗人,从诗到诗是一个很方便的途径。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历史考证。后来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从诗扩展到诗。但是,他得学语言学史。他读甲骨文、金文,从这些书中找到训诂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如何谨慎地走正统之路的。但他“很想去河南,尤其是杜甫30岁左右生活过的洛阳看看”。他说:“没有亲眼看到那些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写杜甫的传记。”这不是一般的考证者!抗日战争后,他从《诗经》和《楚辞》转向易经和《庄子》。他想探索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比如唐朝女神的传说,伏羲的故事等等,为的是探寻“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源头,而这个原始文化是一种集体的力量,是一首集体的诗;他可能会利用这种原始的集体力量,对后代的懈怠和不适对症下药。他写信给臧先生:

我的历史话题甚至延伸到了历史之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话题超出了文化圈,所以我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仅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阐明原始社会生活的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再走一步就是了;所以他最终会研究唯物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在大步走这一步了。

但是,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为中国文学史奠定基础永远不会太迟。前一期指出“文学的历史走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是诗的时期。"我们大部分的文学史本质上都是一部诗歌史."而到了北宋,“所有可能的曲调都唱过了”,小说、戏曲就是“接力”。“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开始转向,此后就是小说和戏剧的时代。”他说,“正是充满有趣故事的佛经翻译和宣讲,唤醒了本土故事趣味的萌芽,并与更先进的外来形式相结合,才有了我们的小说和戏剧。”第一种程度的外部影响刚刚生根发芽,现在已经到了第二种程度。佛教第一次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和戏剧,基督教第二次带来的欧洲影响是小说和戏剧...所以他说:

四种文化同时出发,三种文化都转手了,有的给了至亲,有的给了外人,但主人自己却婉拒了,也许是因为他们只勇于“付出”,怕“接受”中国勇于“付出”,不太怕“接受”,所以他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但是,光怕“收”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收”。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地向小说、戏剧发展,也就是说要死心塌地走别人的路。这是对勇气的考验。

这里强调外部影响。后来,他建议把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和外语系改为文学语言系,以打破“中西对立,不分语言”和“要真正勇敢”的局面,这都解释了“这个角落之外有整个世界”这句话。可惜这个提议只留下了一堆句子,没有写出来。然而,印度的影响只是通过“宗教的力量”在人民中普及,因而“我们的小说和戏剧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人民集体创造的力量是文学史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诗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和戏剧从来都不是什么高雅的东西,文人总是把它们当作消遣,而不是当作严肃的东西。小说和戏剧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们的俗,就是俗。当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还有作为欧洲文学支柱的小说和戏剧。小说和戏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这种情况在文学的历史走向中并没有考虑到,但在《中国文学史稿》中,文先生把“民间影响”和“外来影响”并列为“两个原则”,认为“同一事物有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还说“以前的影响因为民间影响而无意识;上一次是由士大夫主持,所以是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