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历史经济

在蒋丰的中篇小说《翻案》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角从上海出差到盐城大丰。事情办完后,我想坐长途汽车回上海。在长途车站,他问调度亭里的一位老人,去上海的车什么时候开。但老人说“这里是上海”,并用上海身份证证明。大丰距离上海数百公里。怎么会是上海呢?其实老人也没说错什么。大丰虽然地处苏北,但其上海、川东、海丰三个农场都归上海管辖,也就是所谓的“飞地”。三个农场共307平方公里,约占大丰面积的十分之一,也是上海最大的“飞地”,俗称“北上广”。这片“飞地”已经“飞”了70多年,见证了江苏和上海一段不平凡的恋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的地理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却达到500多万,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当时上海的监狱、看守所非常拥挤,民政部门也收留了上千名无业游民。1950年2月6日,已败给台湾省的国民党当局轰炸上海,造成该市工厂停产,新增灾民约5万人。为确保市场稳定,上海市政府决定紧急疏散无业游民和服刑人员。但是上海确实缺少一个可以永久安置他们的地方,需要找到一个广阔的疏散场所。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想到了他曾率新四军战斗过的盐城。他知道盐城有些地区一边是海,一边是地广人稀的滩涂和盐碱地。需要疏散的人可以安置在那里,发展生产,解决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大丰成为了最终的选择。1915年,民族实业家张謇在大丰创办盐垦公司。经过多年开垦,一小部分土地可以种植棉花,有一定的生产基础。同时还有约20万亩荒地可供开垦。

因此,陈毅报请中央批准后,将有关地区划归上海管辖。上海也在短时间内组织了200多人的干部队伍,奔赴黄海之滨的这片土地。3月1950,12,大丰垦区筹备人员首先来到兴化,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同月,上海向苏北输送了7597名无业游民和服刑人员。因为垦区刚刚开始建设,房屋等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所以这些人暂时被安置在兴化。5月,上述人员进入大丰垦区。6月,上海垦区劳动生产局(以下简称“垦区管理局”)成立,三大农场中的上海农场也于同年成立。这标志着“北上广”正式诞生。

“北上海”诞生的前20年,并不为上海人和大丰本地人所知,主要是因为其主要人员是无业游民和服刑人员。在社会管理中,这类人往往是需要控制的对象。所以“北上广”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收容改造场所而存在的,严格封闭,很少与外界社会接触。到1956年初,上海农场的俘虏人数已达1.1万人左右。1957至12成立劳动教养工作队,接受劳动教养任务。

以上情况一直维持到1968。这一年,知青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所有的城市毕业生都将去农村。于是,很多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大丰的上海农场。农场是国营单位,有正式工资收入,上海农场是离上海最近的外国国营农场。而且由于上海的管辖,这里很多人还是可以保留上海户口的。因此,上海农场成了很多知青下乡的理想之地。

1968年,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上海农场。到1969,上海农场接收了约7000名上海知青。但此时的上海农场仍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地,并不适合长期安置知青。到1973,大约有8.4万知青来到了大丰。因此,这一年成立了海丰农场,专门安置知青。知青的到来打破了农场与外界的隔绝,使大丰与上海有了密切的联系。大丰本地人和上海知青也有很多接触,都说大丰话、盐城话、上海话。上海这块“飞地”不再那么神秘,而是向世人露出了本来面目。大丰本地人从这里直接感受到“大上海”的城市脉搏。逐渐变成了真正的“北上广”。

与此同时,这块“飞地”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农场逐步停止接收服刑人员,并于1981年彻底改造为劳教机构。1983 65438+10月1日,上海农场东分场成立为川东农场。65438年至0995年,上海农场、川东农场划归上海市劳教局管辖,被称为上海第一、第二劳教所。2009年,分别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上海农场和川东农场,划归上海光明食品集团管理。2014年,上海、川东、海丰农场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农场,隶属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同时,这片上海最大的“飞地”也在生产、生活、风俗、观念等方面影响和渗透了大丰。上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不知不觉进入了大丰人的世界,大丰也在很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印象。大丰和上海越来越密不可分,这也为江苏和上海的相互合作提供了动力。

9月20日,1977,海风农场在第四支(下支)由一个小团队演出,乐队合影。(来源:上海农场知青网)

时至今日,大丰与上海的缘分仍在延续,成为江苏与上海合作的纽带。这种合作首先体现在上海人的餐桌上。如前所述,开辟大丰垦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解决上海的“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一直是这里的基本职责。据统计,上海市场约15%的鲜奶、12%的优质大米、8%的生猪和3%的淡水产品来自大丰。许多上海人熟悉的品牌,如海丰大米、爱森猪肉、三田小猫香油,都诞生在这里。许多上海人来大丰观光。仅2018一年,大丰就接待上海游客约226万人次。随着大丰这块“飞地”的长期发展,当年前来扎根的许多上海人纷纷与当地人结婚定居,使得大约70%的大丰人都有亲戚或朋友在上海,这更增加了大丰与上海人民的亲近感。

这种亲近加深了两地的友谊,也赋予了两地新的使命。随着2008年苏通长江公路大桥的通车,上海到大丰的高速公路也连通了,过去至少需要1天1夜的路程缩短了几个小时。交通便利,更多知青从上海回到大丰“探亲”,追寻青春记忆。2008年6月+10月,由光明集团作为主要投资方的上海知青纪念馆在大丰开馆,进一步推动了知青探亲潮。这些知青中,不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们在重温昔日辉煌的同时,也给大丰带来了投资,成为促进大丰与上海对接、深化苏沪合作的积极因素。

除了情感因素,还有现实的驱动力。2019的数据显示,上海和江苏的人均GDP已经分别达到15和12万元,而大丰的人均GDP还不到10万元。大丰面临着不断加快发展,赶超全省平均水平,主动融入长三角的迫切需要。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一方面,江苏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大丰也被定位为盐城沿海新城。另一方面,上海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要求传统产业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这使得大丰与上海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农场”、“知青”等关键词,“产业转移”、“共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承载两地友谊的“飞地”,也在谋求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大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

苏沪更深层次的合作已经启动。2014江苏省与上海市决定共同发展沪苏产业联动集聚区,在巩固“飞地”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大丰与上海的产业合作。位于上海农场,聚集区于20115年6月正式成立。其主要发展包括海洋工程装备、港口运输、工程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制造、智能机器人、有机食品、休闲食品、功能饮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区是上海新建的一个园区,属于现有“飞地”模式的升级,实行“省市全面授权,园区封闭运行”的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集聚区已经形成了“上海溢出,大丰承接;上海需要,大丰支持;上海的成就和大丰的转型,促进了大丰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如2018年,大丰本地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实现开票销售额654.38+07.42亿元,同比增长654.38+04.4%。

在集聚区的带动下,大丰和盐城进一步对接,融入上海。截至2017年底,已有450多家上海企业在盐城投资,总金额约170亿元。大丰连续几年参加上海国际旅游节花车巡游,上海临港、上海纺控、上海电气、上海建工、绿地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齐聚盐城,推动双方产业合作不断深化。盐城与上海共建园区12个,约占上海外来园区的三分之一。

随着投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特别是2020年2月童眼高铁开通,大丰正式接入全国高速铁路网,到沪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昔日偏僻的“北上广”,正在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的工业高地,为未来苏沪经济发展与合作注入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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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雅欣,出生于1985,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档案史、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学生思潮与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审查和发布:张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