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时间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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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汉字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 10 6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
1950年8月9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召开简化字研究与选用座谈会,商定了简化字选用的四项原则:
对已经使用的简化字进行梳理和筛选,必要时根据现有简化字的简化规则进行适当补充;
所选增补的简化字以楷书为主,有时也有行书或草书,但一定要注意易写易印;
简化字的选取和补充仅限于最常用的汉字,不必对每一个疑难汉字都做简化字;
简化字选定后,由中央教育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公布实施。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广泛收集资料,编制了《常用简化字登记表》。考生主要对简化字的选用原则提出了一些意见,如“简化字的选用应遵循既定原则”、“只能采用少数简化字草书”等。
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重新考虑了简化字的选用原则,决定完全按照“言不尽意”的精神选用简化字,并适当注意减少常用汉字的数量,尽量将不同形体或可以共同使用的文字合并。1951年,拟定了第一份简化字表(初稿)。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规划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重组,与其他机构合并,组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3月25日,1952,中国汉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重组组成立。汉字分类小组重新定义了编写简体汉字的四个原则:
现有的简化字应不用文字描述,不应单独创造简化字。但没有简笔画的常用字,不妨另寻简体字;
应打印简体汉字,其结构应类似于手写。激进的简化可以类比;
异体字在本组中单独处理,替代字暂不列入本表;
简化字列表公布时,以简化字为主,注释为繁体。按第一笔的顺序排列,第一笔与第二笔相同,并附两个字查表,按读音简化,按繁体字简化。
1952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定了《常用汉字简化表》初稿,收集了700个简化汉字。读完手稿后,毛泽东指出,这700个简化字不够简单。简化汉字要多使用草书,找出简化的规律,做出基本的形状,有规律地简化。
1953 10 10月1日,中国* * *中央成立了汉字中央委员会。
1954 10.8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经NPC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1954 165438+10月30日,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第五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在第五稿的基础上,汉字整理组编写了《简化字稿》(简化字798个,拟废异体字400个,手写汉字251个简化偏旁)。
19551、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印发30万份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征求意见。从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公布到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各界群众来信和意见5167件,全国参与讨论的人数达20万人,其中赞成简化汉字方案草案的占97%(《当代中国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1955 7月13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提议,国务院成立了汉字简化方案审批委员会。
1955年9月,中国汉字改革委员会起草了《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删除了拟废止的400个异体字草案和简化手写汉字偏旁部首草案,将简化字数量由原草案调整为512,增加了56个简化偏旁部首。决定不解决简化方案中的异体字,并拟定了异体字的初稿。
195510 6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期间,对《汉字简化方案》修订稿中的19个简化字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一个简化字偏旁。会议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订稿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稿。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决议对简化字方案修订稿进行了调整。简化字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字部首由56个减少到54个。修订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应用委员会审议通过。
1955年,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表。
1956 65438+10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 65438+10月31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法定简化字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取得了“正字”的地位。
1964年2月4日国务院同意1964年10月7日《中国语言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汉字的请示》报告,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语言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汉字的请示的通知》。
1964年5月,中国语言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汇总》。
产量翻了两番。其中“量”和“转”这两个字已经被过分简化为同音字“二”和“反”,但这些过分简化的字在民间仍被广泛使用。1977,1977年2月20日,汉字第二种简化方案出版,称为“二简”。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废止《汉字第二次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问题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止“简化字”。
1986 10 6月10日,简化字汇总再版(共收集简化字22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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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单词评估
历史评论
在近代史上,许多人都提出过与汉字简化有关的评论。即使有些观点在今天已被学术界公认为错误,但在当时影响很大。
自19世纪以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进入东亚,整个汉字文化圈各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有些人坚持汉字的传统,但许多人认为汉字的使用应该被放弃。这些认为汉字运动应该被抛弃的论点是:与西方拼音相比,汉字笨重笨拙,因为当时汉字不能在打字机上书写,而必须使用巨大的排版室的活字。正因如此,许多使用汉字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简化了汉字,甚至试图完全拼音化。日语假名的拉丁音译方案,以及汉语中各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汉字改革实施以来,简化汉字一直备受争议。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汉字的书写和阅读困难被认为是中国识字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有激烈的观点认为汉字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因此必须改革汉字。
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曾经批评过汉字,他说:“汉字的起源极其野蛮,形状极其奇特,理解极其不便,应用极其不合算。真是又蠢又厚,鬼魅般的写法真是天下最不方便的乐器。”鲁迅先生曾说:“汉字不亡,中国亡。”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时说过“汉字是一种落后的字体”,所以“必须像拉丁文一样改革”,以便于学习和识别,这样才能符合他的救国思想。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足够民主,推行简化字可能是20年后,电脑已经出现的时候,汉字的弊端可以大大减少,简化字可能不会出现,也不会造成今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省的文化差距和中国古籍对中国大陆普通人看不懂的局面。
大量在文革时期被过分简化的汉字,今天仍有很多人在使用,可见汉字简化不经过深思熟虑是可以产生深远后果的。
然而,许多中国大陆人认为繁体字的书写太复杂。如果当年政府没有推广简化字,旨在减少中国文盲的扫盲运动就不会取得成效,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会有大量的文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已经实行了50年,但与使用繁体中文(标准中文)的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相比,文盲率仍然很高。这就让人对简化字的扫盲作用产生了质疑。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许多公民从出生起就只能接受简体汉字教育。有人认为汉字自近代出现以来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对简化字是“改革字”、繁体字是“历史悠久的正统汉字”的说法持保留态度。目前,在中国大陆,人们被限制只能在特殊场合使用繁体字。但也不时有学者提出“知繁就简”的声音。
中国大陆目前实行的简化字,有些对阅读和理解,以及简化字之间的转换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用笔画简单的同音字,如“法”“法”“后”“后”“斗”“于”等,使一个字有太多的含义,读起来很吃力,尤其是读简体字组成的文言文时。
有人认为这些同音词外来词与六书中的外来词相似,但六书中的外来词多发生在古代。当一个新义出现时,没有对应的字体,只好用同音字,也就是“本书无字”的借词。然而,一个词毕竟有太多的含义。一段时间后,人们会造新词,把意思分清楚,以免混淆。用笔画相对简单的同音字简化,是“原物有其字”,不是六书里的托词。很多学者一致认为,这些同音字转喻是汉字发展的倒退,是简化字的一大弊端。
有些字形的修改被指责为不系统,使得原本意义很好的字只去掉几笔就显得仓促无力,不能有效表达原意,如“爱、生、凤、情、适”的简化字:“爱、生、凤、情、适”等汉字很多。
上述一些评论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风潮的影响,今天学者们已经指出了它们的谬误或不客观之处。然而,简化的争议持续至今。时至今日,简化字的利与弊已经得到了学者和民众的认可。请看下一段。
[编者]现代学术界的评价
拍摄于香港大学校园的海报板上。学生圈出繁简字互换的错误,呼吁有关方面注意正体字的准确性。对于汉字的简化问题,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近年来,关于汉字简化的反思和争论开始升温。
[编辑]同意
赞同汉字简化的人认为:
从甲骨文到楷书,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得到了简化。除了中国大陆,新马和其他国家都在使用简化字,这是大势所趋。
中国大陆规定的简化字,基本上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书写方法,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古体而来,并非凭空创造。
汉字的简化减少了笔画和汉字的数量,从而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加快了书写速度,有利于普及教育,废除了繁体字,方便人们交流。
中国大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专门出版古籍,一般都是用传统书籍,比较好找。
大多数受简体字教育的中国大陆人在理解繁体字方面没有明显的困难。
在电脑、手机、PDA等数码设备中,文字大小有限,简化字因为笔画简单,所以显示清晰。
长期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有了简化字。
[编辑]反对
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
汉字简化后,不利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简化字普及后,很多现代中国人已经不能直接看古籍了。古籍即使用简体字再版,也往往会有歧义,误导读者。很多人忽略的是,从五四开始,就有主张废除汉字,用拉丁字母代替的声音——这是中共推广简化字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活着的表意文字体系,简化字只是消灭一部分文化的第一步。
不利于中国大陆、台省、港澳等地的文化交流,与日本等外国使用的汉字更进一步脱节,造成一种人为的“异语书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要原因是大陆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所以他们采取简化。所谓大势所趋,而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力量依然是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书写规范,而不应该效仿日本等国一步步简化书写。日本社会已经有人开始反思汉字简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简化字违反了六字原则,但并没有建立完整的文字体系,大大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很多汉字失去了表意结构,导致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无法通过表意结构来推断词义。目前简化字的推演系统比较混乱,类比经常出现例外或不一致的情况,什么字照类比,什么字不照类比,随机性很大。因此,汉字系统更加复杂,增加了学习者的负担。
汉字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化。对于“有、有、有、有、寿、有、有”这样的词,甲骨文只写“有”,说明汉字一直在进行着多样化的过程,而且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主要是出于辨义的实际需要,自然发展,并不是政治力量所逼。楷书大致定型至今已近两千年。说“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要途径,是草率的,也是太“想当然”了。
从书法的审美角度来看,很多简化字的设计不够严谨,同时对于篆书、隶书等书籍来说,简化后失去了原有风格的特殊美感。
一词多义,简化后字形相似多,音义结构缺失,都导致阅读时难以识别。
报纸、网站等很多媒体被迫同时设置繁简两种不同版本和/或相关繁简转换工具,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在计算机处理汉字时,无论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输入速度都差不多。简体字不一定效率更高。但是简化字和替换数字的设计增加了计算机转换的难度,使得转换结果并不理想。
简化字和扫除文盲没有直接关系。在港澳台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文盲比例远低于中国大陆。可见扫盲工作的重点是教育资源和教育政策,而不是简化字。
用形声字法创造的简化字,可能无法同时拍出各种方言或古音,导致一些地区的人很难理解这些简化字。比如把“船”字放在“狱”字旁边,考虑到古音系和各地方言多,把“船”字简化,把“见”字作为音方,只照顾普通话,切断了音方与方言、古音的联系。在研究古音或方言的谐音系统时,简化字往往不靠谱。
即使在中国大陆,繁体字也不能完全废除。不仅仅是因为古籍、文言文的需要,更多的是刻在古迹或建筑上的汉字,是无法替代的。因为繁体字不可替代,反之亦然(因为繁体字在意义上完全可以包含简体字),简体字的出现造成了汉字的繁琐,大大增加了汉字的数量,给学习造成了负担。
香港、澳门在回归后多年继续使用繁体字,也说明了简繁之争中的一些现实问题。
当人们阅读屏幕上的汉字时,他们不需要仔细阅读每个笔画,但他们可以识别轮廓。再复杂再简化,汉字也不可能像英文字母一样少显示,所以简体字未必有特别的优势。反而因为简体字产生了大量的相似字,增加了小字环境下的识别难度。
科技是可以提高的,应该发展合适的技术来满足汉字的需求,而不是砍掉脚。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简化字政策是不断变化和不一致的。比如废除简化字,重新认定“于”“于”字为可用字,让人无所适从。一些民间常见的简化字还没有被认定为正字(如“颜”),很多简化字在民间并不常见。可见,中共所谓“简化字来源于民间流行字”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共政府对正字的认可取决于政府的偏好而非民间的流行程度。
在中国大陆,在官方文件中使用繁体字是违法的。考试中使用繁体字会被视为错别字,扣分。店招上使用繁体字可能会被电视台曝光甚至被有关部门以“使用不规范字”罚款,用正体汉字出版经典必须报批。把利用传统文化视为违法行为,就像穿唐装是违法行为一样可笑。
秦始皇的文字改革属于变不团结为统一,减少沟通障碍,中共的改革属于变不团结为不团结,增加沟通障碍。
简化字用了40多年才基本完成。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书上用字很混乱,简化字、繁体字、简化字混杂,不统一。直到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街道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用繁体字写的商店名称、名字和广告。繁体字在中国大陆几乎完全消失,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严打繁体字运动”,当时规定写繁体字将被重罚。在政府的压力下,人民把路上的字都改成了简化字。可见,简化文字是有成本的。
汉字简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反对简化字的人随时会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没有理性讨论的余地。造成了当时大量学者认同简化字的假象。
在电脑发达的今天,只有少数情况下的简化字可以节省时间。台湾省用字的情况证明,政府不需要规定简化字的标准,人们书写时自然会使用简化字。
一些简体字的古代文献是从饱受战争蹂躏的宋朝和元朝发现的。这些主要是逐字逐句抄写的手写版本,或者逐字逐句印刷的雕刻版本。当时这些简化字作为民间用字,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推动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间文字是科学的、符合逻辑的、容易学习的。战后,这些简化字并不常用,甚至受到文字研究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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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我来自香港。我从小就用繁体字。我主要靠写作谋生。我自问我的语文水平不错。
回到中国大陆后,我发现很难与你沟通。和大陆朋友逛古迹,朋友在渭北不区分“逛”和“邀”;用繁体字写一封写有地址的信。邮局工作人员分不清“花园”和“圈地”。我可以用仓颉输入法每分钟打60个字,但不能用普通话拼音输入法。被内地IT技术人员质疑“她不懂中文”。
复杂和简单之间的差距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