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杀猪菜

在我的记忆中,我妈喂的猪从来没有100斤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吃不饱饭。猪食不过是米糠混些地里摘的野菜,比如灰菜,大车拉的,扁珠之类的。清汤淡水饭怎么长胖?所以,母亲的猪在看起来不太大的时候就被宰了。每当杀猪的时候,母亲总是悲喜交加,各种滋味都有。通常猪只要听到妈妈的“唠叨”,就会迫不及待地从猪圈里出来,盯着妈妈,盼着一日三餐。妈妈总是看着小猪吃东西,小猪不时抬起头,像个孩子一样充满感激。

这时,屠夫师傅撞倒了猪,几个父亲上前帮忙。猪大声嚎叫,好像知道自己的命来了,哭着要妈妈来救。母亲总是躲得远远的,不敢看眼前的景象。后来杀猪的时候,我妈干脆出去避一避,眼不见,心不烦,伤心的眼泪也少了。

猪宰完了,我妈忙着杀猪菜,一大锅猪肉炖粉条,一大瓷锅黄米糕,肉馅糕的黏糊糊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政府家属院,邻居们都流口水了。一排五户人家,每家发了一碗猪肉炖粉条和六七个炸糕。那时候没有院墙,端着一碗饭走进隔壁是常事。每当放学回家,邻居送来的蛋糕都不知道怎么咽下去。

如果说腊月猪肉炖酸菜、猪肉炖豆腐、杂碎汤面是一年中最好吃的饭,那么除夕煮猪头就是最幸福的时光。锅里不时传来“扑通”一声,满屋都是肉香。我妈时不时打开锅盖,转猪头。猪的脸像一朵盛开的花,喜气洋洋地迎接除夕的到来。我们在外面玩灯笼放鞭炮,时不时回家看看猪头过得怎么样。那时候物资匮乏,吃猪头是最好的饭。年初的时候,我妈在拌了粉条的豆芽里放了几块猪头肉,清淡中夹杂着肉香,至今回味无穷。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如果加上我上面和我妹妹下面的男孩子,我妈生了七个孩子。幸运的是,那两个在一岁生日前就死了,所以他们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幸亏那两个没再闹,不然我家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每两年增加一次人数。靠着父亲的工资,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里的委屈还能忍,精神上的打击更是难以承受。

我父亲是傅军队里的一名起义者。因为历史问题,他在文革中受尽屈辱。当时的旗党政领导巴(巴音达赖)、赵(赵善璧)、吴(乌力吉)举着牌子上街游行,后面跟着有历史问题的我父亲。领导的罪名是执行刘少奇、乌兰夫黑线的深水炸弹,我父亲是巴昭武的“黑卒”。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一家人早早上床,只听到敲门声。妈妈问谁了?门外传来激烈的声音,单位造反!快开门。其实破旧的木门一脚就能打开,人家也是第一个向敌人敬礼的。他们翻遍了所有的东西,除了破旧的衣服什么也没找到。这些人还不死心,说水缸下面有猫腻,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鬼子一样掘地三尺。当时我们政府家的房子还是土地,水缸下面的塌陷好像有痕迹。他们认为里面有金子。然而,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偷走了祖辈子女佩戴的“银小马”。没收财物一定要有白纸黑字的收据,但是劫匪一个字都没留下。“文革”结束后,我去找旗公安局政委朱志雄询问此事,没有回音。

反正我父亲经历了“红色专政”和“挖我老婆”,终于活着出来了。朱志雄的父亲扎姆莱无法忍受“我的妻子党”运动的残酷惩罚。在去红五星礼堂的路上,趁警卫不备,他一头扎进了礼堂前的井里。他没有等到乌云散去。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位母亲没有像她的孩子们一样忘记她的猪。每当我吃完洗完碗筷,就把泔水、野菜、谷壳煮在锅里,迈着欢快的步子来到猪圈,“聊……”亲切地呼唤着她的猪。每当听到猪吃东西的声音,妈妈的脸上都会流露出喜庆的旋律。猪也会头痛、发烧、食欲不佳。一旦猪不肯吃,妈妈的脸色就会由晴转多云,要么叫兽医,要么买胃药。我怕她的猪会像那两个不成熟的儿子一样离开。

1969我妈又怀孕了。当时是说好了要送给舅舅的。姑姑不生育,他们带大的三个孩子都是领养的。大叔是察右后旗一个公社的书记,不缺燕麦粉和山药鸡蛋。给别人当儿子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妈生我三哥的时候,我看着宝宝毛茸茸的小脑袋和黑豆一样的小眼睛,求我妈不要送人,就这样把我三哥丢下了。

1969“文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初高中学生在全国串联,小学生基本不上学,我就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每天傍晚,我去关村西口附近的牛场买牛奶,拿着25美分一瓶的易拉罐,天黑前必须到家。就因为第二小学门前的农田里有坟,我不敢在黑暗中离开。

父亲经常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母亲每天下午在居委会上课。我按时给小哥哥热牛奶,这样我睡着了就可以出去玩了。一天下午,小哥哥一直哭,但没有停止哄他。我大声吼他。我弟弟不会说话。他惊恐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哭了起来。我太无聊了!晚上,妈妈回来,把皱缩的乳头塞到小弟弟嘴里,他突然安静下来。那瓶牛奶怎么满足日益增长的食欲?他饿了吗,哭了吗?从现在开始,我会把土豆切片,放在炉盘上烤,放在嘴里嚼,然后嘴对嘴喂。如果食物卡在食道里,喂几勺凉白水,小弟弟就一天天长大了。

父亲入狱,母亲不识字,我还要承担买菜买菜的任务。每到月中,我就去察右前旗财政局,在工资条上父亲的名字旁边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骑自行车去粮食经销部领回大米面粉等粮食。那时候一个月饼16分钱,我看着看着就没偷偷吃一个。任何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人都难以下咽。

这也体现在我父亲身上,他五十三岁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膊。我向商业总监特批十斤鸡蛋,让他每天煮几个鸡蛋。父亲也乐意尽兴,一家人一起吃莜面和烩菜,最多来一碗鸡蛋汤。

父亲吃完母亲最后一道杀猪菜,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他已经从二轻工业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本来可以在家养老的。然而他却游手好闲了一辈子,帮着旗水泥厂进行技术改造,一句话也没留下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如果说我们两个不满一岁的男人的去世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父亲的去世就相当于失去了“金娃娃”。我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除了享受退休待遇,还有“挖坟”等补贴。所以我把我的父亲比作一个“黄金娃娃”。

从此我们家的生活更加艰难,我晚上想爸爸想得睡不着觉。我在梦中醒来,看着窗外的月光。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开?你也知道你儿子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虚弱的肩膀怎么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我痛哭流涕。我“尿”了不少,所以人不能无情,除非是草木。

又是冷天,前几天和几个朋友去乡下吃杀猪菜。我妈养猪,我们一家人围着炕桌坐着的场景历历在目。其实,吃喝也是需要氛围的。如果一个人抱着一个猪头,它永远尝不到甜味。

本文部分照片由乌兰察布市摄影协会摄影师方莉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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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林爱,笔名:艾琳。1955(农历)2月23日出生,当过知青、汽车司机、警察等。,并在济宁出版过《苦岁月》、《老故事》等小说。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