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于尘埃的作品欣赏

在1958中,品子写下了这样的话:“真实和虚构没有明显的区别...一件事...可真假兼而有之。”“作为一个作家,我坚持这些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不得不问: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的?”政治家和戏剧家的双重身份在品特的剧作中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他的后期剧作中。《归于尘土》就是这样一个用戏剧家的笔记记录下来的政客事件,用戏剧寻求真相。但这个道理不是政治讨论。他们是生物。“暴力不会出现在剧中。都是对女主角丽贝卡的回忆所暗示的。记忆是品特中期戏剧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归于尘土》中,品特再次成功地运用了记忆。和中期的回忆剧一样,剧中的回忆不一定代表真实的过去。不同的是,在中期的回忆剧里,回忆的不真实感往往加深了剧本内容的不确定性,而在《重返尘埃》记忆与现实错位的背后,传达的是更深刻、更真实的历史与现状,是品特亲身经历的历史与现状。

剧中只有两个主角。但作品内容涉及四个主角:德芙琳、丽贝卡和丽贝卡的情人、法西斯纳粹,以及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德芙琳和丽贝卡属于现实世界。丽贝卡的情人和抱着孩子的女人属于记忆世界。

显然,品特不是简单地谈论一个德芙琳或丽贝卡。他想引起观众的思考。德芙琳这样的突变是否触动了我们灵魂中脆弱的冲动?像丽贝卡这样的受害者、旁观者、参与者,不也一直活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心里吗?品特想带领观众扪心自问,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暴力或邪恶,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军事的,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是暴露的还是无形的,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是否有可能从旁观者变成抗议者?如果不能大力反抗,那我们不就是一直被卷入各种暴力事件中吗?品特撕开了人性丑恶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对暴力或变相暴力视而不见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以与己无关的态度泰然处之;但品特让我们瞬间赤裸裸地面对这种人性的噩梦,不反抗就是纵容或者变相鼓励邪恶。知道了这些,我们还能继续泰然处之吗?大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品特坚信《归于尘土》不是批判法西斯主义或者美国霸权那么简单。如果一个作家只是用一个剧本来表达一种政治态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品特引导我们思考的是跨越政治躯体,直面罪恶的精神秘密,以及消除罪恶、寻求救赎的人类本源。

《重返尘埃》消解了早期荒诞剧居高临下的超然态度,不再以一种向下的视角看待人类的一切荒谬和嘲讽,而是以更多的温情和更深刻的理解,少一些理性的嘲讽,多一些人道主义的同情,展现了人类的渺小和人性的永恒困境。这是因为《归于尘土》展现的不是人与自己世界的脱节,而是面对撕裂的人性。前者彻底绝望,后者还保留着获救的希望;对绝望最好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对希望最好的态度是期待它,欣赏它,尽管它还是苦涩的。

《归于尘土》讲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指向现实世界。“作为公民,确定我们生活和社会的真实情况是一项紧迫的义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这个暴力的世界中成长。“大屠杀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事情,但在品特看来,大屠杀在当今社会仍在继续。在民主的外衣下,允许许多肆无忌惮、无动于衷的谋杀。民主国家向所有相关国家出售武器。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谋杀他们自己的公民。权力和媒体正在操纵和改变人们的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归于尘土》就像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噩梦。不仅仅是品特的个人记忆,品特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将其转化为人类永恒的记忆。这种记忆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要么源于人类原始的残忍和暴政,要么源于现实世界中的迫害和掠夺,要么是传达生命洗礼和自我净化的精神渴望。它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灵魂深处,永远挥之不去。这就是人性关于暴力、罪恶和精神救赎的起源。在结构上,《归于尘土》是一部独幕剧,主要场景设在“英国乡村的一所私人公寓”。然而,丽贝卡的叙述改变了该剧现有的时间和空间。首先,她的旁白把这部剧分成了七个不同的场景,分别是:“亲亲我的拳头”、“视察工厂”、“塞壬”、丽贝卡梦想中的火车站、海边的一栋房子、丽贝卡梦想中的冰封之城、城市高楼楼顶的一个房间。像往常一样,品特事先没有对整个故事背景做任何解释。所以,对于丽贝卡的故事,德芙琳和观众都有点困惑,无法判断丽贝卡的故事是真是假。因为“创伤事件的初始时间和创伤受害者后来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时间之间存在延迟,不确定延迟或潜伏期可能有多长,创伤记忆何时会重新出现在受害者的脑海中”,所以“记忆的回归”...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叙述细节时想象力的介入,或者想象力创造了一种对所发生事情的梦幻般的记忆”。

运用“极简抽象艺术”的创作手法,将《归于尘土》中的舞台背景和演员动作设计压缩到极致。舞台上除了两盏灯两把椅子,没有多余的道具;男女两个主角的动作设计也极其简单。丽贝卡一直坐着说话,而德芙琳拿着杯子站在观众席上。但这种舞台背景和人物动作的极简设计,显然凸显了人物对话的重要性。在《归于尘土》这部戏剧中,品特从“失去女儿的痛苦”这一个人创伤性事件出发,创新性地运用了互文性、创伤性叙事等多种艺术手段,展现了一个关于历史上的种族灭绝和当今世界其他形式暴政的更为广阔而深远的伦理主题,反映了品特对“大屠杀”后历史和当前现实社会的见证和记忆。其中所包含的警示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战争和暴政存在一天,那些逝去的逝者必然会被“葬入坟墓”,“葬入坟墓”只能是作家本人的一个美好愿望。

丽贝卡的故事之所以显得突兀,是因为她根本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以一种高度情绪化、矛盾化、碎片化的方式。在丽贝卡的强迫性重复中,有大量的怪诞、重叠、意象和大量的倒叙和片段,表现出时空和心理秩序被破坏的明显现象。现实与幻想、生与死、记忆与遗忘、过去与现在的界限被彻底打破。

这种叙事方式是作家在表达创伤故事时使用的一种重要写作策略。因为“创伤携带着一种精确的力量,使它抗拒叙事结构和线性时间。”因为在发生的那一刻还没有完全被理解,所以创伤不受个体控制,不能随意重复,而是作为一种盘绕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发挥作用。因此,“创伤叙事不会沿袭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技巧,往往会突破传统的叙事方法、技巧和类型,运用象征性的戏仿,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和多重情节的重叠。”

虽然《归于尘土》的语言仍然像荒诞剧一样自我重复,但它一点也不可笑,因为它的每一句话都触及我们的灵魂,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归于尘土》中的人物依然没有个性,依然可以视为人类整体的象征,但我们可以察觉到每个人的影子,包括我们自己。一旦剧中人物作为个体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那就不可能是喜剧,因为没有人会用喜剧的方式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