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魅力

鲁迅小说抱着“为了生活,也为了改善这种生活”的思想,取材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意图是“揭露苦难,引起治疗的注意”(《我怎样开始一部小说》)。因此,他始终关注“病态社会”中精神上“有病”的人们,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和麻木的灵魂。《狂人日记》揭示了“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弊端和一个狂人被吃掉的心理恐惧、害怕、绝望。《药》表现了华老栓精神上的贫瘠和无知。孔乙己表现了“看客”的冷漠和无聊;《故乡》展现的不是乡村的诗意,而是青年朋友润土在物质贫乏背后的精神贫乏和麻木;《阿q正传》是一个描绘病态生活的心理变态雕塑。“示众”就是让“看客”精神病来“示众”;《祝福》中祥林嫂的“死”与传统文化有关,更与她自己因“信”而产生的精神恐惧有关。《呐喊》和《彷徨》提供了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障碍和精神障碍的丰富图像,揭示了中国社会和生活的意识形态病及其成因。思想的启蒙者鲁迅用他的小说揭示了病态的人生,揭示了他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以及他丰富的历史情怀和人生体验。当这些感受和经历进入小说时,既表现了外部世界的“复杂”和“真实”,也表现了内部世界的“真实”和“深刻”。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是不可替代的、深刻的,除了《吹沙》的社会历史背景,还有他复杂而独特的个人经历,而鲁迅的这种经历进入了他的文学。《孔乙己》《示众》中的“见与被见”,并非没有少年时代的经历和“滑梯事件”留下的难忘感受。《祝福》里除了祥林嫂的故事,还有我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发生在我的故事里,两者交织在一起。“我”,一个离家出走的精神流浪者,在回到家乡的短短时间里,听到、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直到她去世,“我”显然无法摆脱,至少精神上是这样。祥林嫂死亡过程中“我”的软弱与无奈,不也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问题吗?我只是通过快速离开来拯救自己,所以我不可能从现在开始在生活中偷懒安逸。鲁迅不是在“文学与社会史”的单一对应中写小说,而是从个人经历、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深层结构中建立起复杂的意义关系。

鲁迅是创造新文学形式的先驱。他借鉴西方文学形式,改造传统文学手法,通过自己不断的创新和试验,创造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形式。在他看来,“中国不突破一切传统观念和技术,就不会有真正的新的文学艺术”(《睁眼说瞎话·墓上》)。所以他主张“向外,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看见自己心中的眼睛和喉舌,凝视世界,向孤独的人歌唱真与美”(《中国新文学概论丛书二》)。大胆吸收外国文学营养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经验。他吸收了西方文学中许多表现心理的手法,如对梦、感情、潜意识、变态心理的描写。比如《狂人日记》有很长的心理描写,表现了一个狂人复杂的心理感受。《阿q正传》也展现了阿q心理的很多潜意识和外显意识,比如对革命成功的想象性满足,从自卑到自尊的心理转变。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用主观的心理想象和虚构的胜利来代替和改造现实客观世界的真实失败。阿q始终处在心理与现实、主体与客体、想象与现实的世界里。小说如《肥皂》、《伤逝》、《白光》、《兄弟》等。都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灵魂的深邃。鲁迅还吸收了西方文学的象征和隐喻技巧,形成了自己的象征意象体系,如《狂人日记》中的“月”和“夜”,医学中的“药”。同时,他的作品主题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物。他的“病”和“病”是没有意义的。他是如何发疯的,如何对待他,对于小说的主题并不十分重要。疯子是象征性的符号,没有现实的对应物。他“疯狂”的心理感受……启蒙者的清醒思考融为一体。只有从艺术的象征性和虚拟性出发,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狂人形象的寓意和小说的象征主题。《医学》也是一部象征小说。它用了光明和黑暗两条线索,有两个故事。表面上讲的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当药给儿子治病的故事,暗地里却隐藏着先知于霞被杀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通过象征性的药物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先知和启蒙者的双重悲剧,传达了一个象征性的主题:治疗中华民族的精神药方是什么?《孔乙己》也有符号,它设定的“看与被看”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有一个细节。写字孔乙己欣喜而自豪地告诉男孩,“会”字有四种写法。这其实是一种象征,表现了孔乙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悲剧意义。一般的语言有语义、语音、语法,语言的形态对语言意义没有太大的影响,也就是“会”字有四种写法,意思还是一样,用法没变,发音也一样。语言形式是中国书法的居所。就语言的意义而言,它是最边缘的,不能改变语言本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话语特权,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文字,并保持其意义。他们以创造话语意义为天职,以语言符号为手段,建立社会和人的价值意义,从而建立自己的意义。如果他们在语言的基本要素:语义、语音、语法的应用和解释上无所作为,也证明他们已经逐渐被社会边缘化,陷入了意义的漂浮状态。当孔乙己为知道“回”字的许多写法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象征他存在意义的无根状态和喜剧命运便昭然若揭,读者心知肚明。可以说,鲁迅所用的回这个词,在其他小说中,具有医药、风暴、祝福、肥皂、故乡、张扬、离婚等象征意义。

具体例子

《示众》是小说《示众》的中心情节。表面上是写实的,往往用画线来描述。在“盛夏”的“酷暑”中,畜禽只能发出生理上的“喘息声”,但高于畜禽的人却能顶得住酷暑,看着穿“白背心”的男人“示众”。他们仰起脸,伸着脖子,挤进去,挤出去,寻找,研究,看着,看着,互相看着,不停地惊呼“好美”“多美”。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自我,没有精神和思想,只有“四肢”和“五官”上的差异和感受,只有年龄、面容和性别上的差异。孩子、秃头老人、白背心男人、红鼻子大男人、大妈、胖脸、鹅蛋脸、长子、瘦子、猫脸,都有区别,但都是看客,无聊冷漠的看客,没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灵魂。人与动植物的区别在于,人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是有意识的高等动物,是独立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们实在看不出在表演中的观众和一般动物之间的真正区别。也许它们是一群能站的动物,但不同的是,它们也许能忍受和抑制生理热反应,而不用……舌头“鼓着肚子”去“看”。人与人的区别是有自我意识和精神感受,但区别是身体性质和性别差异。他们有“类”而无“个性”,有“行”而无“思”,有“形”而无“情”。他们所做的“挤”、“说”、“指”、“喊”、“欢呼”,都是直接来自生理的简单反应,都是为了“看”,没有内心的触动和想法。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有“人形”却没有“人心”的动物,是被“好奇”和“无聊”驱使的旁观者,是“无名无意识的杀手”。小说写了一个片段,主要情节是“看客”看大众。读完之后才发现,小说的寓意是把看客带到大众面前,让看客表演他们的“看”,让读者看到看客的悲伤和痛苦。小说的意义和目的实现了。在这里,《示众》和小说《示众》都是象征性的。

小说《离婚》也有它的象征和隐喻。小说的表层故事是关于艾谷向婆家寻求离婚。其实就是说她要去“讲道理”,要在老爷们、大人、外国少爷面前“出气”,证明自己婚姻的正当性、合法性。她的目的不是“离婚”,而是因为丈夫“小畜生”在外面娶了个小寡妇。她以为65,438+05岁,用轿子抬到石家做媳妇,一直低头低头,严守妇道。丈夫正在寻找一个小寡妇。我们必须把她赶出去。她为此“不平”,想找人评评理,甚至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可见,艾谷的本意并不是要和公婆离婚,而是要争取媳妇的位置。她只是在争取“想当奴隶却不被允许”的位置。更有甚者,艾谷认为自己在婚姻和行为符合传统“礼”的基础上是正当的,却不知道丈夫求小寡妇也是符合“礼”的。“礼”使女人有节操,守妇道,但并不限制丈夫“群妻”的梦想,只是“礼”规定了她“妻”的身份。妻妾的区别只是名字和称呼不同而已。应该以丈夫的意见和妻子的耐心为准。一旦丈夫不愿意,他...和妻子离婚,或者妻子大吵大闹,为自己“和妻子离婚”提供了借口。爱大妈认为合情合理,有礼貌,小动物的行为也是“有礼貌”的。这些“仪式”是男人设定的,是为自己服务的。而且“礼”的背后是权力,这是那些知书达理的人的专利,解释权在他们手里。所以小说里写的是艾谷想和爷爷奶奶大人讲讲道理,讲礼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理智的支持。结果主人和大人都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好分离,同意公婆离婚,和姑姑离婚。从“委屈”到“后悔”,艾谷感激涕零,感谢她安慰主人。她的心理防线被打破,崩溃了。她无知地承认……理性和得体的深度无可争议。“礼”是男人的护身符,也是知识分子和权贵的伎俩。它由他们建立,由他们来判断。礼貌和非礼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果有,那就是以男性为中心,以权力为导向。艾古自以为有“理”,也符合“礼”,却不知“礼”的标准是双重的,男女有别;“礼”的原则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由女人来评判和讨论了。就连她的父亲和兄弟们也不知道“礼”的深浅,因为他们不懂书,没什么文化。“礼”是写在书上的,是知识的特权,甚至庄和艾谷所知道的都是“礼”。他们说不准,所以他们不得不...强行“打”“拆”石家的厨房。甚至在《高门大户》中,久负盛名的庄在来到这座城市的“大人”面前时也变得沉默寡言。他是不是第一次知道“礼”的“理”是不可说的?至少他在“有尊严”“有见识”的大人面前无话可说。

小说中有两个场景。在“船”上和在“家”里安慰老人,农村村民和懂书、讲道理的老人对“离婚”的看法和反应都不一样。淳朴的村民自有公道,不断地说着“对”,佩服爱大妈的勇气,欣赏庄木三义的行为。但是先生们不讲正义。他们虽然“懂书”,却不懂常识。“离婚”在小说中是一个事件,是一个符号,它本身指的是一种秩序和关系的拆解和分离,但小说“离婚”的背后却隐喻着“李”的双重性和权力性。“礼”是不可说的,不可说的,是不合理的。姨妈的“离婚”也成了自我讽刺。她不想离开,但她“离婚”了。她被“恭恭敬敬”地从“吵闹”中“开除”了。所有的努力都转向了她自己。你说是你的错,你错了。怎么能在“礼”面前有话语权?“礼”是不容讨论的。不知道艾谷是不是在被“离婚”,用“九十元”物化后,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鲁迅的小说也带来了中国小说叙事风格的一场革命。他巧妙地、精心地选择了叙述者,在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设置了距离,形成了叙事的反讽,取消了读者、隐含作者和人物之间的间隔,将主体情感融入叙事,产生了诗意的抒情效果。与传统的情节小说相比,鲁迅创作了现代心理小说和象征小说。在艺术上,孔乙己的守望与被守望的叙事视角,向大众展示的象征性“突然转向”,悼念往昔与故乡记忆的抒情视角,以及《阿q正传》等作品对杂文等非小说文体的大量引入,具有“创新”与“革命”的意义。

鲁迅小说的语言也具有创造性和实验性。他对语言“整洁”,追求语言的节俭、含蓄、简洁,善于巧妙运用动词和副词。当然,在表达情感的复杂和痛苦时,他并不吝啬语言的冗长和重复。含蓄、简洁是鲁迅小说的主流,重复、冗长、象征性的笔墨也时有见到。它们交替混合,各有所长。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一部寓言小说,也是一部不同于小说的小说。收录了从1922到1935,由鲁迅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自由解读和“新编”的八部小说。它大胆地以反时空、反逻辑、反理性的创作方法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将杂文、戏剧节目、故事言情混合,将历史人物与真实场景、英雄事迹与世俗生活、物品与自我感受融入对历史文化意义的解构和对现实与人生的复杂体验。整部小说都是“反讽”和象征性的,每一篇都有自己不同的含义。从第一部《补天》到最后一部《首尾》,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意义,分别独立,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其意义也是连贯统一的。它在关心历史上创造者、英雄、著名艺术家和圣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方面的悲剧性和荒谬性表现,不仅挖掘了中国历史的“祖坟”,而且暴露了人和文化的无意义性。鲁迅是绝望的,却是讽刺的,喜剧的。他站在文化的“废墟”边上笑,坐在“坟墓”中间做小说的“游戏”。他从未享受过这样的优雅、冷静和幽默。他有庄子式的思维,有儒家“内圣外王”的境界,有存在主义者的超越意识,但他身上却体现了一个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怀疑”、“反叛”、“创造”的精神和智慧。有了新的故事,中国有了另一种历史,另一种文化,还有...大小说,有真正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和寓言小说。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的小说不仅是语言的文体形式,而且是文化、思想、情感和语言的转换、综合和创造。它是一个三维的、圆柱形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平面的、笔直的图形。读鲁迅需要积累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有深厚的社会阅历和人生阅历,有自己的审美。否则,对读者本身是一种负担,对鲁迅也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