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请谈谈你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题目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先说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首先,传统观点

黄仁宇先生对他与李约瑟合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来的十年间研究资本主义的众多作者做了一个总结:“关于资本主义的文章有三种。一是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种从自然经济到金融经济的转变。”

事实上,黄仁宇持有整体进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多种原因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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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提到了“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用关系的扩大。(2)使用职业经理人。(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为社会所享有。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者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实际上要求“企业家自由进出”(暗指“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职能分离”)。第三个条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暗指“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自由进出”是新奥派领袖Is-real Kirtzner公认的对“资本主义”的定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吗?还是欧洲文化传统和扩张精神的独特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有一场指向资本主义的持续不断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查。比如黄仁子和李约瑟在威尼斯城邦的民主信用扩张,荷兰低地的民事自治和贸易管理,再比如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院法律变迁的研究。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如“三十年战争”)之间的关系在欧洲14至17世纪间极其复杂。从宏观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该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辅助的。但从微观上看,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的发展,人的精神取向总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主要方面。但现代精神仍然受到“传统”的束缚,传统精神脱胎于原始的物质生产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了两个过程(精神和物质)的“相伴”现象。

在“传统观”中,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观点,以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写的。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为读者所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者他们的“资本主义”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抽象出来。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活动,甚至是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在欧洲之前,在中国和印度就一直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缺乏“理性”,缺乏一个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依赖于对法律、会计、合同、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精确衡量。他将“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企业来实现人的需要”,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记账方法的理性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广泛使用了“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追求利润的态度”。他还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分为四类:(1)非理性和政治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3)理性和政治资本主义。(4)理性和工业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属于第四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因此很难从西欧社会的具体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在与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的比较中,他的深刻立即显露出来。比如同时代的人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或者循环公式:“货币-资本-更多的货币”。这种观点在学术上被纳入一个非常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按照黄仁宇的分类,我们不妨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学派”。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和“获取资本主义”。但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的关键,解释了“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雇佣劳动”由此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可以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更具有普遍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不同理解,使得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在经济研究中,我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孟了和熊彼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求“利润”的人对于创造“剩余价值”至关重要。因为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获得“剩余价值”。如果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是“剥削有功”。

整体进化的观点当然是学者的态度,但是学以致用就没那么方便了。一个“整体”没有历史一定很难看。那么,“整体资本主义”的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史呢?我们研究一种思想能否从它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是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其他历史过程。“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概念的抽象,最终由哈耶克完成。

第二,“扩展程序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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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而不是经济系教书。但就像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源流之一。

哈耶克晚年的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的第一句话是:“这本书论证了我们的文明所基于和依赖的东西只能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种秩序通常被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这里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哈耶克的“扩张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的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发展”不谋而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傲慢的危险性。像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已经审视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个过程中,他能够将“扩展秩序”抽象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看到了“雇佣劳动”,哈耶克看到了“扩展秩序”。

资本主义应该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来说,称之为“资本主义”确实有误导性。那是因为按照前面提到的“传统观点”,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各种属性(社会史、金融、雇佣劳动)展开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扩大人类合作秩序的手段之一,甚至不是必须的。比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况,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最后三个命题,综合起来就是,扩张秩序的“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这只能说明“科学主义”的哲学谬误和理性的“致命自负”。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

以前所谓的“资本主义”应该改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基本要素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产权、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创造力和制度、技术的创新一样,蕴含在无数文化从业者的创新努力中,取决于大众所拥有的创新自由。

第三,资本主义的新特点

詹姆逊是当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围,但他也承认,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征。

他具体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以下三个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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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业化”。他说:“日益加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的分化和差异倾向的结果,而是日益普遍和彻底的商业化本身的结果。这种商业化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殖民大的文化区域,而这些文化区域一直在阻挡普遍的商业化,一直与这种商业化的逻辑处于对抗和矛盾的状态。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的后果是,过去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理想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必须忽略这一特征。”他认为“商业化”已经严重到可以吞没大面积的文化,一方面让文化变成了商业,另一方面也让以前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变成了文化。所以今天的经济和商业的东西都有文化意义。他强调,经济和商业事物的文化意义不是它们分裂的结果,而是商业化的结果。

第二,“消费主义”。他说:“至于消费主义,许多人可能期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社会超越消费主义所必需的,如果它要选择一种与其目的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话。然而,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功能。可能的情况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理论预言,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革命力量,因为它不断滋生其制度无法满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现在它已经在新的世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应验。”詹姆逊不同意人们对盛行的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评价。他强调,消费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了这种积极作用。他欣赏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第三,“全球化”和“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层面上,可以说,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资本流动失控、理想社会等当前迫切的问题,就其缺乏实质内容和抽象性(不同于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一词)而言,是有着深刻联系的。当我们再次来到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主题时,我们将面对辩证法的反面。当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可能性伴随着当今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自身的独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竞争、分离和抵制,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就会产生。知识分子靠自己的想象找不到捷径。正是现实中的结构性矛盾产生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期待:我们至少可以通过黑格尔的‘负角度’,通过关注那些可以被期待产生新事物的地方,来把握这种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话有点晦涩,但只要你仔细读,意思就很清楚了。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内容、本质和危害。他明确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和不受控制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世界网络的建立是建立在国家自主权丧失的基础上的。

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时,他说:“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资本主义新的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意从理智和政治上分析这些发展。只有从世界体系本身出发,才能理解具体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是与金融投机和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同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才能发展出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这种国际政治实践承诺在新的世界体系中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快速的资本转移中汲取力量的方法。”詹姆逊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肩负起分析“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绘了之后的必然前景。

因为我觉得“资本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所以我就从上面提到的“传统观”、“扩展的纲领观”、“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来拼凑一些对资本主义的粗浅认识,要想有更深入的认识,就得看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的书,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