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德国现代史

(铁血首相俾斯麦)19德国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统一的强制力,这是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甚至一些州的王公贵族也觉得,如果抗拒统一的潮流,就会被德国和历史抛弃。当时统一德国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容克的肩上,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太不幸了,它生得太晚了。当它兴盛的时候,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日益活跃,这使它不敢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联盟。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既没有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也没有无组织的群众暴力,无力承担实现统一的领导任务,只能热情地支持统治阶级统一德国。对于德国无产阶级来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不足以把德国的民族运动改造成人民革命。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道路仍然难以付诸实践。虽然德国有统一的趋势,也有很多可能的道路,但按照当时的力量对比,只有普鲁士-俾斯麦的统一道路最有可能成功。事实上,正是俾斯麦通过发动王朝战争,完成了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1862年9月,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当时,他已经认定德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既能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保全普鲁士君主制,又能保证勇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途径。同时,俾斯麦也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个大国,都不希望看到德国实现政治统一。前者害怕失去政治特权,后者把维持德国的分裂作为在欧洲事务中获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他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剑,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1862年9月30日,刚刚当上首相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能靠多数人的发言和决议来解决,而要靠铁和血来解决。”正是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德国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开始了实现统一的进程。

俾斯麦上台前,普奥与奥地利的关系已经日趋紧张。俾斯麦试图将德国两个大国之间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尽可能地与德国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突出奥地利是阻碍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并把自己视为民族运动的“矛尖”。1863年秋,当俾斯麦发现重新激化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与德国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立即介入了这场民族运动。这个问题涉及易北河公国的三个地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基本都是德国人,前一个地区则是德国人和丹麦人混居。根据1852年英国、俄国、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和德国签订的伦敦议定书,三个公国与丹麦结盟,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也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但丹麦国运试图将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版图,而德意志联邦则要求按照德国的意愿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1863 11年6月,丹麦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加快了合并石勒苏益格的计划。这无疑将两国民族运动的矛盾和冲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丹麦新宪法通过仅仅两天后,丹麦国王去世,新国王签署并批准了丹麦新宪法——石勒苏益格。但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继承权并没有得到当地社会阶层的承认,从而引发了关于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议。这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巨大的感情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着捍卫1852伦敦协议的旗号,公然避开英法俄等国的干扰。他还带着奥地利一起行动,既掩盖了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的野心,又使奥地利追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了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也为日后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埋下了伏笔。这真是一石三鸟。经过精心策划,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溃丹麦军队。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丹麦政府被迫签署维也纳和约,将三个公国交给两国。德国中小州一直呼吁让奥古斯丁堡公爵做三公国公爵,奥地利后来也支持了。然而俾斯麦却独树一帜,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认为,独立附庸国的出现不会给德国统一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如果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成为独立附庸国,并得到联邦和国际列强的保证,就会形成一个原则性的例子,即德意志联邦中的所有中小州都必须保证独立地位,这是普鲁士不愿意看到的。普鲁士不仅可以统一“小德意志”,还可以实现普鲁士在北德意志的霸权。1865年8月4日,普奥签署了关于* * *管辖易北河各公国的《加斯坦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管理,荷尔斯泰因由奥地利管理,而劳恩堡小公国则干脆以250万列特的价格卖给普鲁士的俾斯麦,并未以此安排作为最终解决方案。他一直认为,双方在解读协议条款时会有摩擦和冲突。他设定的唯一出路是由普鲁士“统一”两个公国,最终赢得了“小德国”民族运动的支持,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然也无需害怕奥中之间爆发战争。

俾斯麦为统一德国而发动的第二次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必须用军事手段消除奥地利的阻挠。所以他一结束对丹麦的战争,就把没冷却的枪对准了奥地利。俾斯麦首先着手在国际上孤立奥地利。当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霸权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主要是俄国和法国的态度。既然奥地利在1853到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反对俄国,俄国自然可以站在普鲁士一边。对于法国,俾斯麦主要采用诱奸的方法,主动向法国发出暗示,表示承认其对比利时的占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认为他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此外,俾斯麦还拉拢了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复威尼斯的意大利,并与之签订了结盟条约。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向奥地利提出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条件,但实际上对方无法接受,要求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不并入普鲁士。奥地利很清楚普鲁士企图吞并这两个公国。为了打击普鲁士的野心,提议由德国联邦议会决定两个公国的未来,以使普鲁士成为整个同盟的敌人。但这是俾斯麦等待的机会。他当即宣布奥地利此举破坏了奥奥协议,于是下令蒲军于6月7日进军荷尔斯泰因。14年6月,德意志联邦通过了反对普鲁士的动议。普鲁士以联盟议会越权为由,宣布解散联盟。在2005年6月5日,蒲军入侵了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抗击并牵制来自南方的奥地利军队。7月3日,蒲军在萨多瓦战役中取得了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战后,俾斯麦在谈判和平条约和处理战后德国事务中表现出极其灵活的政治技巧。他不仅及时阻止了威廉一世进入维也纳羞辱奥地利的计划,还签署了对奥地利宽容得多的和平条约。在他看来,奥地利已经不具备称霸德国的条件,真正的危险是来自欧洲列强的干涉,首先是来自法国的战争威胁,所以必须满足于战争的主要结果。普奥战争的结果之一是北德联邦国家的出现,对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67北德意志联邦与南德意志各州缔结协定,规定相同的关税和贸易措施,从而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在经济领域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全德机构。德国历史上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是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准备阶段。普奥战争的结束也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之外,这是继1648年瑞士脱离德国之后,又一块被剥离出去的重要德国土地。1867年2月,为了摆脱因战败而激化的国内矛盾,奥地利统治集团被迫向地主贵族妥协,将奥地利帝国重组为双重君主国——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奥地利帝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完成,也标志着曾经由两国主导的德国历史的“终结”。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普法战争成功)由于法国的干涉,南德四州一直游离在北德联邦之外。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分为三部分,永不统一。”如果把德国南部各州划入德国北部联邦,法国人“大炮会自动开火”。因此,普鲁士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才能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在1867中指出:“与法国的战争一定会到来,法国皇帝显然会强加于我们。”于是他决定发动第三王朝战争,与法国开战。拿破仑三世也在为战争做准备。相比之下,俾斯麦的处境更为有利,因为统一的形势日新月异,德意志各州的民族动向也给了他足够的支持。同时,俾斯麦还在1868年与俄国缔结了互助条约,规定如果任何一国受到战争威胁,互助立即生效。这无疑给普鲁士增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此时对于俾斯麦来说,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适的与法国决裂的借口,可以给人一种侵略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的印象。他注意到,如果把普法战争的性质改成国防战争,可能会让德国南部各州同情北德联邦的统一计划。他指出:“鉴于法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荣誉感迫使我们走向战争。”拿破仑法国对德国事务的侵略性干涉正好被俾斯麦利用了。霍亨索伦的利奥波德王子对西班牙王位的争夺成为普法战争的导火索。1868年,西班牙王后被推翻,霍恩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是王位候选人之一。但法国坚决不同意王子的候选资格,担心如果西班牙和北德一体化,将来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法国的战争威胁感到恐惧,在与法国驻普鲁士大使的会谈中,他承诺说服王子放弃王位候选人资格。7月13日,在法国大使的强烈要求下,威廉一世委托普鲁士外交部给柏林的俾斯麦发电报,允许他告诉新闻界和普鲁士驻外使节。普法战争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就在这一天,“德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和决定性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普王答应了法国的要求,俾斯麦的感情被激怒了,受到了伤害,他觉得自己所有的计划都面临失败。正当他闷闷不乐地和老毛奇将军喝酒,准备愤然辞职时,突然接到外交部的电报。俾斯麦发现这封电报可能大有用处,于是立即开始删节。虽然他没有加一个字,但他的意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这条信息读起来像是“对挑战的胜利回答”俾斯麦估计,这条消息一旦在报纸上发表,很快就会传到巴黎,然后“会对高卢牛产生红布效应”。正如俾斯麦所料,稍加修改的电文在巴黎引起了不满和愤怒。19年7月,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俾斯麦最终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国防局面,而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战争开始时,拿破仑三世吹嘘说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军事步行”。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全面对抗,因为德意志各州都是为了国家统一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的。德军的优势兵力和高昂士气很快击败了法军的抵抗。在著名的色当战役中,65438+万法军投降,甚至拿破仑三世本人也成了俘虏。国战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俾斯麦还在继续为巴黎而战。“在普鲁士胜利引起的狂欢中,在拿破仑帝国被推翻后的废墟中,在时刻准备战斗的饥饿的巴黎人民面前,俾斯麦正式宣布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72米长的镜厅加冕德意志帝国皇帝,德意志统一大业由此完成。这一天恰逢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170周年。在德国军刀和勋章的辉煌背景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愤怒地崛起了。但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睿智的俾斯麦,此时此刻都不会想到,这个让他们兴奋不已的“镜厅加冕”行动,已经在法德之间埋下了难以消除的仇恨的种子。

俾斯麦是一个“白人革命者”。出生于保守阵营的勇克,用战争暴力摧毁了一切阻碍德国统一的内外势力与德意志联邦的旧关系,完成了德意志民族追求了300多年的统一大业,将德国带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俾斯麦统一德国相对于以前的德国分裂是一场‘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相对于无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红色’革命道路是一场‘倒退’。”不难看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伟大历史进步和其中蕴含的深刻保守主义。所以,统一对德国的历史影响也是双重的。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统一解决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这个问题自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失败后就尖锐地摆在了德意志民族面前。从此,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大邻国的欺凌和屠戮。统一也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像脱缰的野马向前飞奔。不仅如此,它还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德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其历史保守主义而言,主要保留了君主专制,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彻底完成。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煽动和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此渗透到德国的各个领域,伤害德意志民族的肌体,使德国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此外,法国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的被占领,不仅锻造了法德两国世代的民族仇恨,也促使法国陷入俄罗斯的怀抱,从而形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相争争霸的局面。这些都给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带来了长期的、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化的必然。工业革命在促进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俾斯麦的活动顺应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因此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表现出色,这也使他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英雄。

(强大的德国:是福是祸?)进入19的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俾斯麦试图让德国只做大陆强国的政策设计已经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的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政府改变了外交政策,逐渐从“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策”。对于一个日益强大的德国来说,真的很难简单地说这种变化是福是祸。但从德国所经历的历史来看,关键时刻看似偶然出现的个别人物,往往会导致整个前进方向的彻底改变,或许代表着历史合力的选择。重新统一后,德国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经过2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20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经济强国,显示了超强的实力。德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其科教兴国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德国像暴发户一样,很难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定位,结果就走上了滥用国力,扩张霸权的毁灭之路。

凯撒·威廉二世统治时期(1890 ~1918)在历史上被称为“威廉时代”。他所煽动的德意志沙文主义浪潮和他所采取的扩张攻势,成为这个萌芽国家一切活动的主旋律。而这种“威廉斯主义”的原则和政策,与俾斯麦时代的内外政策的主旨完全相悖。在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伴随着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大发展的辉煌的物质繁荣。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1913年威廉二世登基25周年,大张旗鼓地庆祝,各界一起唱圣歌,献悼词,比历届德国皇帝都隆重。对此,只有少数人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左翼的《新观察》杂志曾感叹:“今天的德国人已经变得非常沉迷于放荡和物质主义,几乎完全成了思想空虚的专业人士。他们逐渐变得冷漠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实力的活动持怀疑态度。”皇帝对这些批评家不屑一顾,称他们为“羊头”和“阴郁的悲观主义者”。在他心中,统治世界的梦想已经让膨胀的欲望不可抑制。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主要代表了德国工业家和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成世界强国的愿望,同时也夹杂了德国思想界对中世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怀念,其要点是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由于德国工业的腾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后起之秀的现代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给它留下一点残羹剩饭,于是德国统治集团叫嚣“空间不足”、“领土太小”,迫切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时任德国外长的贝朗公开宣称:“德国占领土地、让邻国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要求德国大使、德国商人、德国商品、德国国旗和德国商船在中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受到尊重——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看起来低人一等。但我们也需要在阳光下有一席之地。”为了有资本对抗其他强国,德国政府不断增加军事投入,扩大军事规模。从1891开始担任总参谋长的施里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努力制定在欧洲东西两条战线作战的行动计划。1897年中期,冯主张海外扩张。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成为政府的海军部长,他很快提出了一项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凯撒·威廉二世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有一段时间,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不被视为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永远是一个大国。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我们基于理性和思考对世界政策的要求。”1905年,他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明德国做好了战争准备:“火药干了,剑磨了,目标明确了。”德国资产阶级不断膨胀的贪欲最终演变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为这种贪欲提供了军事保障。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寻求战争,希望充分发挥军队的优势,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掩盖国内工人阶级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就像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希特说,“如果你想了解德国,你必须把握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尤其是普鲁士,是一个倒金字塔。牢牢埋在地下的尖顶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靠它支撑着。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小心,金字塔总有一天会倒下来,毁掉自己和其他很多东西。如果你能理解这座金字塔是如何倒塌的,你就已经开始对德国有所了解了。”德普士兵的至高无上,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而非“福利”的理论,促使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一旦士兵发动战争,即使你不赞成,你也愿意前进。19世纪前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追求国家内部统一和政治独立,但到了世纪后期,演变为民族沙文主义。随着世界政策的实施和军事扩张的加剧,19年底在德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使原有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H?s?张伯伦传播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导致各种追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和理论的出现。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国实力和世界政策。这些都为推行威廉时代的内外政策提供了自卫的思想基础和理由,成为德国统治者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力源泉。为了证明所谓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完成对世界政治文化的崇高使命,德意志帝国大步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

(挑起一战)1914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摩拳擦掌,准备开战。德国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1965438+200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德国政府的帮助下,冲突在一个月内发展成为影响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战争。除了少数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几乎所有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的战争决定。战争开始后,虽然交战国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但恐怕除了德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对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热情。德国实业家、政治家瓦尔特?拉瑟诺叹了口气说:“我回想起君主军国主义的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是德国古代历史传统的产物,在19世纪末民族沙文主义的高涨中得以恢复和发扬。好像最后一切都取决于战争。一战初期德国的胜利所渲染的欢腾气氛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1914。但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铁路、机枪、铁丝网、战壕在战争中的应用,大大增强了防守方的实力,所以战争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顺利。到了年底,德国陷入了东西战线焦灼对峙的状态,被迫面对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1915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但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将进攻重点转回西线,却遭遇了“凡尔登绞肉机”的悲惨失败,对峙状态一直没有被打破。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德军最高统帅部成为国家实际上的独裁者。他们不仅拥有完整的军事指挥权,还拥有所有重大政治决策权。在大部分年份里,真正的德国统治者是鲁登道夫,统帅部里冷酷、顽固、精干的军国主义者,而皇帝则完全退居幕后。直到战后,德国政治领导人才敢揭露这一事实的真相。2009年7月,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伯杰(Ehlts Berger)说:“四年来,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现在我们可以公开谈论这件事了。”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德国都很难忍受一场持久战。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快速的行动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弗里德里希国王”发动的战争,1866的七周战争,1870的快速胜利,都让一战德军期待速战速决。当这种希望渐行渐远的时候,厌战情绪自然会产生和蔓延,国内的党争和民众的反抗也会风起云涌。10月9日上午,柏林起义开始了。威廉二世在大声叫喊着“背叛!背叛!”之后,他逃到了荷兰。就这样,德国历史上的霍恩索伦王朝不光彩地结束了。随着军队宣布效忠新政府,柏林革命在没有诉诸暴力和流血的情况下完成了。然而,人们在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不流血的胜利”的同时,却忽略了隐藏在胜利表象下的,是未曾改变的原有基础。兴登堡领导的军队最高统帅部支持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反对革命将是徒劳的,而保留军官团和军队作为未来复兴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远比忠于君主制更重要。他们最迫切的目标是阻止盟军进入德国,从而对德国军事组织构成威胁。所以他们必须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做一些安排。1918 165438+10月8日,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火车站,向法兰西福奇元帅宣读停战协定,但遭到福奇元帅的拒绝。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并给他72小时答复。165438+10月11,德国“新政府”被迫签署停战协定,德意志帝国在由其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失败了,这不仅使国家遭受痛苦,而且以流亡告终。他的悲哀表明,一味追求强权政治终将面临失败。但他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同样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和被自己踢出局的“优柔寡断”首相俾斯麦都成功了?事实上,无论是“弗里德里希国王”还是俾斯麦,他们的强权政治都是建立在国家统一事业或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发动的有限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法的、进步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也是要被打败的。在威廉二世时代,一种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支撑了他的强权政治思想,客观上不会起到任何进步作用,只会导致战争追求无限的目标,直至最终失控。为了他的理想,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