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世界市场、金融和资本的关系

一、长期历史视角:工业革命和金融发展相辅相成。

“大金融”理论(陈,2013)强调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动态拟合。从长期来看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发现大国的金融崛起几乎总是与其经济崛起同时实现的。17年末,英国依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提供资本燃料和动力,成功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19世纪头号强国;然而,这种制度的“效率”不足,无法支撑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的内在需求。反而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衰落。

19年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依托逐渐成熟的投资银行体系,支撑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20世纪的头号强国,并在120站稳了脚跟。但由于制度缺乏“稳定性”,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的风险。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投行体系也宣告破产,经济崩溃,霸主地位逐渐衰落。

英美是如何兴衰的?金融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在世界经济第六次长周期中,中国应如何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如何构建稳定、高效、统一的大国金融体系,充分服务于大国经济和金融崛起的双重战略需求?这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

二、英国模式的兴起:工业革命不得不等金融革命。

中国在10世纪左右的宋朝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在科技方面,宋代的中国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代完成的,分别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印刷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毕升的活字印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从经济增长来看,从10世纪到15世纪,中国GDP平均占世界的30%,排名第一;从钢产量来看,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中国钢产量大致为75000-15000吨,而1720年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钢产量仅为17000-20000吨。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实力,几乎具备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为什么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宋朝,而英国却延迟了700多年?

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大多数技术创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工业革命。这是因为现有的技术发明缺乏大量的长期资本土壤,无法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所以英国的钢铁、纺织、铁路等大型产业的成熟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等待的过程。当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工业革命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工业革命要等金融革命”。

“大金融”理论强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英国工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大金融”理论的经典历史注解:是工业部门的资金需求和政府借贷的需要促成了金融革命;金融革命反过来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英国的金融革命始于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成立。1694年,英国“九年战争”激烈,耗资巨大,政府大量举债,入不敷出,于是成立了英格兰银行,为战争筹集资金,后来发展成为英国中央银行。1720年,为应对“南海泡沫”金融危机,英国政府颁布了《泡沫法案》,限制股票的自由转让和英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以促进城市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等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构筑的银行网络体系,成为近代英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和基础,为工业革命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使英国从“小国”一跃成为“不落帝国”。

第三,英国模式的衰落:商业银行系统的集中垄断缺乏“金融效率”。

20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英国商业银行体系迅速积累资本,借助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壮大,走向“信托”式的中央集权垄断。“信托”银行体系效率低下,难以支撑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无法适应新经济的内在需求,导致英国经济逐渐衰落。

65438-0826年,英国政府颁布银行法,鼓励股份制银行的发展。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股份制银行迅速吞并民营银行或合伙制银行,同时兼并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从而使资本高度集中。垄断银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占有稀缺资源,同时也更注重短期回报,轻视产业创新的长期投入。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强化了其“逐利”本质,通过特许贸易公司、殖民活动甚至战争来拓展利润率更高的国外市场,进而忽视国内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升级。英国中央集权、垄断的商业银行体系已经失去了效率和活力,无法为英国经济提供长期发展和取之不尽的资本市场。“不落帝国”逐渐衰落。

四、美国模式的崛起:投资银行体系是美国经济腾飞的主要驱动力。

19年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继承英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基础上,依靠投资银行体系和金融创新,支撑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全球霸主。1933年,为了应对大萧条,美国制定了“玻璃?《斯蒂格尔法案》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限制了商业银行的投资业务,促进了投资银行体系的快速发展,逐渐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变。

美国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作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和有效配置,支撑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投资银行天生具有“金融创新”的品质,通过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提供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更高流动性和信贷催化,并由此引领五次并购浪潮,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同时,投资银行体系成功解决了高科技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通过风险投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将其培育为美国新经济的支柱。因此,投资银行制度及其创新对美国的崛起具有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5.美国模式的衰落:泡沫投资银行体系缺乏“金融稳定性”

美国投行体系创新能力强,但体系不够稳定,存在脱离实体经济和金融泡沫的风险。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该体系也宣告破产。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为什么脱离了实体经济?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的。为了追求高利润,资本必须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这是“先入为主”但又“先发制人”的。美国在工业化和工业化之后,利润率下降,无法满足资本的逐利欲望,于是资本放弃介入实际生产,专门从事贷款、投资等无形资金的运作,于是产业资本变异为金融资本。被金融资本绑架的美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去工业化-金融化”的道路,最终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泡沫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目前的“再工业化”战略只是对困境的补救,并不能改变衰落的大趋势。因为金融化的美国资本已经习惯了坐享其成,很难适应和满足工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即使金融资本被迫与实体经济联姻,也会通过全球配置选择低成本高利润的发展中国家。所以美国逐渐被金融资本抛弃,缺乏资本力量,美国经济会衰落。

从英美崛起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工业革命和金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体系成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战略力量。这也是我们强调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动态契合的核心含义。但由于缺乏“效率”,走向集权垄断的英国银行体系无法支撑实体经济资本;正在走向泡沫的美国投资银行系统缺乏“稳定性”导致了金融危机。任何金融体系都有“天使”和“魔鬼”。如何根据自身的民族禀赋利用好它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