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国的建立

明朝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的学术思想受到了触动。此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即将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同时大大落后于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当时中国的一些文人和帝王接受了科技知识，但思想基本不受影响。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因雍正的禁令和梵蒂冈对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更小规模的西学东渐并未完全停止。

这时，西学的引进主要是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为基础的。65438年至0605年，利玛窦编纂了《干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东渐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它只在少数文人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都藏在宫中，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

第二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西方人开始再次进入中国，通过各种媒介从西方带来了新的知识。由于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刺激，清政府在公元1860年代开始进行洋务运动，这也促使西方科学技术再次传入中国。当时洋务人士面对西学主要采取“中学而学，用西学”的态度，但主要关注西方先进的武器和相关装备运输，而没有试图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传入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介和洋务机构为军事目的翻译介绍的书籍。

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加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们也要求政治改革。这一时期，大量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很多人通过翻译日本人写的西洋书来接受西学。民国时期，对政治的不满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一直延续到当代，但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外国人来中国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官、官员等。，都对西学东渐产生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教士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后来的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在努力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进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翻译了大量与西学有关的书籍。其中，利玛窦、朱利奥·阿莱尼、汤若望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9世纪西学东渐期间，随着口岸开放，天主教神父四处游历，新教神父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创办出版社，创办期刊，翻译大量书籍。它为西学东渐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魏和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信息来源。

其他来中国的外国人

除了传教士，很多来华的官员和探险家也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比如洋务时期戈登将军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税务总局的赫德，对引进西方管理制度，以及引进译著和最早的西方军乐队都有影响。

出国的中国人。

旅行者、商人和外交官

明末清初，许多中国人随传教士前往欧洲，但早期并未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的记载是范守义(1682-1753)在康熙时期随四位传教士到罗马，写下了《亲笔录》(17265438+)。乾隆年间商人谢，著有《海录》(1820)，记载了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和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后，更多的中国人自己出国了。1849年，商人林澄写了《西游记》，描写了他的欧美之行。王韬，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1867年游历欧洲，1870年出版了《法国简史》和《普法学科》两本书。1879年的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各种想法。1876年，商人李贵赴美参加博览会，写了一本书《环游地球新记录》，成为中国人环游世界的第一个叙述者，介绍了美国学术科技的发展。

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行，清政府于1866年派遣宾纯等官员考察欧洲12国，并撰写了乘车笔记。从1868到1870，满清志刚第一次正式出使欧美，他写下了第一任驻泰西大使。此外，早年访问过宾淳的文同博物馆学生张得一，此后多次前往欧洲，并写了七本书，更深入地描述了欧洲社会的学术文化。

光绪开始在国外设置使节后，更多的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去欧美写游记，而且由于使节比普通旅行者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较大的有李鸿章(著有《聘欧美日记》)、郭嵩焘(著有《伦敦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应永亲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曾纪泽(著有《驻西大使日记》、《驻英法大使日记》)。甲午战争后，中外交通大开，出国成了很普遍的现象，就不赘述了。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早期的留学生大多来自港澳的教会学校，并在国外进一步发展。容闳，65438-0850去美国耶鲁大学，黄宽，65438-0848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是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容在求学期间感受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缺失，所以回国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出国学习西方的东西。在他的提议下，清政府终于在1872年选拔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次年又选拔了第二批。中学毕业后主要学习西方军事和工业技术，虽然在18866。

另一方面，从65438年到0875年，福建造船厂和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陆续被派往欧洲各国留学，对晚清西方海军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对其他西学的引进影响很大，而不是军事。

与洋务运动时期相比，留学生多为官员，数量少且零星。甲午战争后，最初出现了一股留日浪潮，出现了大量由政府赞助、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对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帮助。此外，1900之后，由于美国返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赴美留学资金，赴美留学人数大增。在法国留学时，1912年前后，李世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使许多人留在了法国。这些大量的外国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教育，这使他们能够更直接地将西学引入中国。1915年，康奈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系统地向中国介绍和推介西方科学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媒介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获得的西学快速传播给更多人的一种方式。在近代西学东渐中，最重要的媒介是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西文书籍的翻译和写作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各种已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以下各种学科的书籍和相关内容列表。这里主要讨论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期间，虽然出现了大量由教士和学者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也未能进入明末发达的商业出版业。因此，西学书籍虽然印刷出版，但主要是在少数感兴趣的学者之间流传。

自19世纪初开始，首先开始出版大量西文书籍的是西方教会组织。比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马多克斯在上海创办了莫海图书馆。墨海图书馆出版了一批有关西方政治、科学和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洲简介》、《博物学新集》、《植物学》、《微积的产生》、《代数》等。它还出版了中文期刊《六合丛谈》，这是道县时期翻译和介绍西学最重要的出版机构。此外，它还是早期重要的西方人。

自1887以来，由传教士和外商组成的广学社一直是西学的另一个重要出版机构。出版翻译了大量政治、科技、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是1895以来，成为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重要思想来源。

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成立的。其中，成立于1865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籍最多，影响也最大，尤其是在科技方面。北京的文同博物馆对国际公法、化学和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此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东馆、广州文同馆等机构都有翻译出版机构。

中国的民营出版社是从商务印书馆起步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它的出版非常重视普及知识的介绍和配合新教育的推广而出版的新教材。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在全国各地设有分社和销售点，为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西学新知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1912成立的与商业竞争的中华书局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至于图书的流通，除了书店，戊戌变法时也开始推广各类图书馆，希望改变中国图书官藏私藏，流通不好的传统局面。最早，改革者在全国各地成立社团，并向公众开放他们的书籍供借阅。除了传统的学术书籍，许多西方书籍被添加到收藏中。公共图书馆直到1902年，清政府才规定所有大学堂都要设立图书馆，1905年湖南建立了第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大量收藏西文图书。后来各省逐渐建立。到了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更加发达，在向民众传播新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杂志

与书籍相比，杂志和报纸在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定期出版。在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没有期刊。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为教会期刊。中国最早的期刊是由英国耶稣会士马礼逊和米利安(1815)在马六甲共同创办的《审视世俗》月刊。虽然没有在中国出版，但很多都传到了中国。在中国，由荷兰神父卡尔·居茨拉夫(Karl gutzlaff)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方考试月报》介绍了西方的文化、新闻和文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传教士们陆续创办了各种期刊，但大多时间不长(五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发行量影响也很小。1853年，理雅各、麦华陀在港创办“宝藏远景”；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戈特在宁波创办《中外公报》。1857，墨海图书馆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记》。美国牧师林乐之于1868年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更名为《世界通报》，广泛介绍各种西方知识。它持续了一个林乐知的大发行量。它是晚清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从65438年到0872年，北京京都石医院出版的《中国卢文建》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约翰·傅兰雅(原名约翰·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的《格致》是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甲午战争1895的刺激下，中国人创办的期刊大量涌现，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最早的有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之创办的同名)，1896年创办的《强刊》，以及同年梁启超创办的《时事报》。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漪报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后于1901年被火烧停。与此同时，革命团体在日本有了人民报纸。这两份报纸之间的争论激起了读者对政治事务的热情参与，以及他们对许多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的了解。

辛亥革命的成功降低了晚清政治期刊的热潮。《新青年》创刊于1915，代表了一种以文化讨论为主要目的的新型期刊。《新青年》等类似期刊对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引进产生了很大影响。

报纸

与期刊相比，报纸大多是报道性和商业性的，缺乏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其出版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广泛传播西方知识和新闻。在影响最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英国商人皮克伍德于1861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其内容包括新闻和商业新闻，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从65438年到0864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外公报》、《时事目录》和《陈德喜报》中文版。后来，另一位西方商人美查在1872创办了《申报》，成为清末民国时期的重要报纸。虽然其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轶事，但也包括对西方思想和新闻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中西文化接触的讨论(特别是铁路和风水的辩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写了很多主张改革和自强的政论文章。

在1895之前，新报的影响力还仅限于沿海港口地区。但是1895之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比如除了《申报》增加版面和发行区域外，更多的报纸开始竞争，包括《上海新闻》、《泰晤士报》、《天津大公报》。此外，还有《报警日报》等革命性报纸，报纸早期开始以文言文为主，转向用更多接近口语的文字吸引更多读者。晚清时期全国各地也出现了许多白话报纸，对西方新思潮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学校

明末清初，欧洲各国的学校制度在朱利奥·阿勒尼神父所著的《职役弟子》(1623)一书中有所介绍，但当时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也没有影响到我国的教育。

清末，随着这股西学东渐的浪潮，新式西式学堂开始逐渐建立，成为学习西学的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大多是西方人办的，尤其是教会。最早的学校是1839年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在当时唯一的港口广州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校。1840鸦片战争后，在各港口广泛建立教会学校，1858天津条约后进一步向内地发展，成为西学在民间早期传播的重要渠道。格致书院由徐寿和约翰·弗莱尔于1876年创建，是较早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的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最早的是北京的文同馆和上海的粤馆。后来，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专门研究天文、电学、医学和军事的西式学校。这一时期，教会学校也进一步发展，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对西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变法的倡导下，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式学堂，大量的传统书院被改为新式学堂。1905科举的废除，使传统私塾失去了主体作用，走向衰落或转型。清末新政，正式采用西方学制规范各级学校，学习西学的内容更加广泛。

香港、澳门和其他港口租界的作用

明朝末年，澳门被朝廷割让给葡萄牙。因此，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往往以澳门为中继站，一些学术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许多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也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被割让给英国，这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澳门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移居香港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英国的制度、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种环境下，诞生了许多近代中国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王韬、何启、洪仁玕等。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的通商口岸租界逐渐建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其中，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居住在租界的民众更直接地接触到西方新的科技事物、西式政治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和西式媒体。所以近代很多新知识分子因为生活在上海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在各个港口的买办商人，因为业务需要，也成为了较早开始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习俗的一群人。例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就是出生在广东港口地区的商人。

日本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在日本之前就已经和西方有了接触，所以日本人经常通过中国的翻译(包括魏源等人的作品)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实施，到了60年代，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过中国，引起了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此外，日本领事黄遵宪在1887年撰写了《日本史》，介绍了日本的历史、进步和发展，但在当时并不被人们所重视。

甲午战争让更多人关注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功。之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此外，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大量留学生赴日留学。由于汉字的封闭性(当时日语中的汉字比现代日语中的汉字多)，很多只对日语略知一二的人就能读懂甚至翻译西学的日文译本，所以日本在晚清时期(尤其是1895-1914时期)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比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就以日本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例。梁启超是晚清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期间从相关译著的研究中引进了大量的西学词汇。日本对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可以从大量引用日本文字中看出，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被引入中国并广泛使用。

1914以后，由于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便利，人数增多，更受重视，日本在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作用减弱。

中国人西学观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使中国少数学者开始意识到西学优于中国，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人对中西学的基本看法。在西学中，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学和所谓的“西洋奇物”仍是主要关注点，对中国学术本身影响不大。

另外，当时最普遍的说法是“西学起源于中国”，认为现在一些不如西学的东西，其实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东西，传入西方，而中国自己却失传了。比如黄宗羲认为《周公》中把一些数学原理介绍给了西方。王夫之认为西学多是“抄袭中国思想”。钱大昕认为西方的天文学和算术都是从祖冲之已经失传于中国的著作中学习来的，让人心安理得地承认和学习这些优越的西方学术。

晚清时期西学观的变迁

清末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接触西方人时，只有林则徐、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点，但基本上仍未把西学视为相当于中学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师夷长技”。

洋务运动初期，大多数人还是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洋学”。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作为一种相当于中学的学术思想，开始探索如何整合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和学术界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种中学西学观一度让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晚清暂时获得了一种安心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晚清最后十年开始受到挑战。民国初年，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将西学视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应该取代中学，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论。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争及其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交锋，始于1915年《新青年》的出版。争论的焦点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理解。《新青年》一出，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他们鼓吹“所谓新就是外来的西方文化，所谓旧就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公开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方民族基本思想的差异》中，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比较后，总结出了东西方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标准，东方民族以休息为标准；西方民族以个人为导向，东方民族以家庭为导向；西方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际利益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空洞的文字为本位。本文用西方文化的长度来反映中国文化的长度。这种态度和明显的导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从1916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以“枪爷”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争论。他也采用了陈独秀的比较方法，但他的结论完全相反。他把西方文明概括为动态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静态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但同时“又不得不以静为基础”。即使是西方文明，也要靠我们国家的文明来救穷。他告诫国人不要被西方的物质文明弄得眼花缭乱，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标准。他指责从西方输入新思想新文化，破坏了这种传统标准，从而造成“人心的混乱”，国家的少失，精神的少破产。陈独秀和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了“枪父”主张东方文明安静，西方文明活跃的观点，但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枪父的论点。

然后，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西方文化涌入，新文化传播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完全排斥外来文化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一种中西文化的“和谐”。从1919秋天开始，张就开始到处演讲，鼓吹调和新旧的理论。他认为:“调和者，社会已进化到本质”，“没有旧，就没有新”，“不善于保存旧，就决不能欢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迅速附和这一论点，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的文明不能“废”，这种和谐只能通过“将西方文明融入我们自己的”来实现。其实这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在论战中，李大钊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了新文化必须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丰》、《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辩论。这场论争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第三次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发生在1968+0920年代初。它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1918年，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出版了《欧洲游记》，发表了很多印象。主要是欧洲这一百年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了很多灾难。要想解放西方世界，只能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在1921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西方文化“以前进欲望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逆向欲望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自我欲望为根本精神”。他认为这三种文化体系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西方文化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接下来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即奋起抗争。胡适认为:“现在世界大了，原来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也在鞭策我们。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在未来会变得更加科学，更加民治。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参与这场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已经从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卡在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之间”，这两者都应该被当代社会所抛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