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时期奇怪的家庭生活:墨索里尼曾经征收单一税。

欧洲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深刻影响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这种古老的基层组织在旧秩序中得到宗教和习俗的强化,但同时又受到束缚,在随后的政治剧变中被改变、扭曲,有时甚至被摧毁。

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金斯堡在他最近出版的《家庭政治——1900-1950的家庭生活、毁灭与生存》一书中,通过家庭生活的棱镜,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五国的剧变。这些国家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内战时期弗兰西斯科·佛朗哥的西班牙、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和斯大林的俄罗斯(后来的苏联)。

作者金斯堡1945出生于英国,佛罗伦萨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版了许多关于欧洲历史的书籍,并把它们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这部作品中,他讨论了政治动荡和激进的社会政策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家庭对变化的反应。他证明了家庭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接受者,而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作者通过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和家庭生活展现了人类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些有趣的家庭照片和个人肖像也为作品增添了趣味性。

在这本书里,三位杰出的女性,尤其是亚历山德拉·科隆陶伊(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者)是叙述的主线。科伦泰出生于俄国中上层阶级,积极参加革命,是布尔什维克性别政治的主要理论家。另外两位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小说家卡莉达·阿迪瓦尔和西班牙共和党激进分子玛格丽特·内尔肯。他们都在政治原则和家庭生活的冲突中挣扎。

金斯堡还讨论了政治强人和亲信的家庭生活。阿塔图尔克(Ataturk),一个土耳其丈夫,是一个情绪失常的可怕男人。蜜月的第一晚,他花时间和男性朋友推杯换盏。斯大林小时候被虐待,后来迫害家人。墨索里尼无爱的家庭生活和他的政权一样摇摇欲坠。戈培尔家族显然是纳粹价值观的代表。当第三帝国崩溃时,在希特勒的地堡里,戈培尔亲手毒死了七个孩子中的六个,然后自杀。

不同的政权希望家族服从新秩序,发挥作用,但他们用不同的激进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土耳其妇女解放是重中之重。1926年,阿塔图尔克引入了现代自由的瑞士民法典,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法律地位。希特勒将家庭、国家和社会视为独立的实体。在纳粹德国,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人即使付出失去妻子和家庭的代价,也要忠于国家。

在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声称要保护罗马天主教的家庭教条。共和国政权在内战前引入了允许离婚的政策。获胜的法西斯禁止了这一政策(并残酷迫害战败方及其家人反对基督教)。意大利法西斯时期,墨索里尼搞“生殖崇拜”,推出“单身税”,要求25-35岁的单身男性(牧师、僧侣、士兵、重度残疾人除外)每年纳税。墨索里尼政权强调婚姻在传宗接代和为伟大国家做出贡献中的重要性。

金斯堡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使得书中描述的人物生活更加可信,细节丰富,见解深刻。布尔什维克的性解放理论走到了尽头,部分原因是列宁认为混乱的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因为公社集体生活(包括共享内衣)的实验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纳粹德国曾经组织工人去意大利旅游,回来后发现他们都变得沉醉放荡。

金斯堡在书中没有做过多的制度比较。所有的政权都会在某些方面加强家庭,而在另一些方面削弱家庭。纳粹政权奖励有正确“种族观”的家庭,同时压制其他家庭。纳粹青年组织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和子女对父母的忠诚,使告密者成为爱国的表现和义务。谁隐藏纳粹迫害的对象,谁就要受到惩罚。结果家庭解体,不仅成员解散,感情也分崩离析。这种恐惧的创伤一直持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