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素质低下与传统美的丧失

人文素质低下与传统美的丧失

说到今天的教育,绕过体制就无从谈起。而制度的问题只能靠制度来解决。但是,即使最大限度地对制度问题进行改革、改进和完善,当今中国的所谓“人文教育”仍然难以讨论和解决。

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教师令人震惊的“人文水平”和“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人文素质的低下,人文教育的迫切,是对百年历史的深刻报应。所谓人文教育和人文素质,可能不仅仅涉及知识、才能、道德、身份等因素,还深深涉及历史问题。

现在的大学,有很多德才兼备的老师,有很多禀赋优秀的学生,有很多高深的知识。但是总体质量还是有问题的。质量问题不是靠关注、研究、讨论、政策和学校教育就能解决的。今天整个社会的所谓素质问题,是我们国家文明文化的整体问题,是几代人的整体素质被“历史问题”长期恶化、持续恶化的结果。

一个人的素质好坏。一般来说,要看他是不是“有教养的人”。但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甚至大学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素质问题”?如今,上过大学、获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从很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大学生配称“有教养的人”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讨论素质教育?有没有素质教育这种东西?素质可以教育吗?怎么教育?谁来教育?

在我看来,除了各种课程和教育措施,还要看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师生关系,朋友范围,社会阅历等等。这些情况与学校有关,与学校无关;与教育有关,与教育无关。我们要详细算一笔账:在我们的记忆中,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文人、艺术家、政治家,都是出生、师从、交游、经历的。

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陈寅恪和陈三元的父子关系,周树人和章太炎的师生关系,徐悲鸿和康有为的关系,钱钟书和江洋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涉及大学教育。

最近,我在读英国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传记。他出身商界,二十多岁毕业于牛津。他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作家伍尔夫夫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有交往。再比如几十位加拿大传播大师麦克卢汉的传播名单,里面有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毕加索等。毕加索的交往对象还包括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美国作家斯坦因和海明威,法国哲学家萨特和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利奈尔,等等。

这是一个很长的清单,可以继续下去。这些人物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但他们都没有我们今天所担心的所谓素质问题。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而是国家文化生态和文化水平的整体问题。

在一个民族文化生态的大局中,如果以上例子都是名人的话,那么就我记忆所及,在我五六十年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些小贩、小卒、农妇的所谓素质,比今天的市场和农民好得多。正如刘小锋先生准确指出的,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家长制教育,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无关。我们在文学史上多次发现,几位大师童年时期的教养都来自于不识字的老奶奶、奶妈、仆人、佣人...

当我们观察教育对一代人的后果时,要把它推回到前二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才能发现时代的变迁是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人”,从深处培养人的“素质”:今天50岁到60岁的教师,大致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或文革时期的知青,70年代末进入大学。那时候,如果我们的大学老师都五六十岁了,那就是民国了。再往前追溯到民国时期,40年代的精英中学教师如储安平,大致是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如蔡元培和陈独秀,他们的私塾老师都是晚清的一代...

我们倒着算一下:今天20到30岁那一代年轻人的父母和老师,大致是我们这一代;今天在两课(英语和政治)考试中挣扎成长的少年,十年二十年后将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掌管教育,用我们今天看到的集体人格和品质教育我们的孙辈...

这样,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戏码,文化的深层断层,教育素质的代际差异,就是今天全民素质不可挽回的直接后果;这个后果也是未来教育后果的成因。

最重要的是,教育的价值和教育的遗产在于对下一代有效的业力。

我不是说任何时代、任何性格的人文素质都一定好;新时代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是前人没有的。但所谓的人文素质,并不完全是指知识水平;所谓重男轻女的教育,深深地影响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外貌。但“质”无法量化,很难指陈。是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时代,阶级,文化,家庭教育等等的总和。我甚至感叹老照片里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比今天的罪犯更有气质。

以上极其粗略的计算,或许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质,但我想我们可以一窥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几次断层和断层,以及它们是如何在断层的这一端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人文教育必须讲文化传统。十几年前,海外汉学家把我们面对的文化分为四种传统:

(1)中国从清朝到周秦的古典文化大一统;

(2)五四新文化传统;

(3)延安传统;

“文化大革命”的传统。

这四个传统并不并行,我们可以选择,但一个传统吃掉另一个:“文X哥”的传统大大扩展了延安的传统;延安传统歪曲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深刻地颠覆了整个古典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的集体记忆和集体传承都是“文X哥”传统,连延安传统的延安精神都找不回来了。

我认识几个老葛X生,也就是当年延安的年轻人。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的性格和品质没有或者很少有我们今天所担心的问题。都是参与推动X翻民国的“反物种”。我试图提醒他们,他们年幼的子女接受的是民国教育,民国提倡的所谓“礼义仁智信”教育,大体传达的是古典教育传统。即使是民国时期最激进的年轻人、颠覆者、叛逆者,也深受传统教育及其价值观的影响——试想,辛亥烈士、五四运动健儿、* * *无产阶级运动英雄,以及当年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才子们,以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和价值观?

现在我们说读经典,恢复国学,似乎是想拥抱今天所谓的“人文教育”,跨越延安传统和五四传统,与清朝两千多年前的古典传统接轨。这样的飞跃和反方向的痕迹有可能吗?

我想说,在学术上可能有一点点可能性,但在现实中,在人们心中,在几亿人中,我看不到可能性。为什么?因为社会分层消失了,文化差异被抹去了,不同的人和生活方式消失了,一系列维持了几千年的内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被破坏了;作为“文X革命”的最后一击,中国地面上成千上万的优质家庭单位,也就是所谓“家长制教育”的最后一丝痕迹,被连根拔起。总之,在人文传统的各种资源都没有了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试图去追求、把握、攀附传统的价值体系,这是家庭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有一封著名的家书叫《傅雷家书》,是我出国前发表的。18后回国,这本书依然畅销。这是什么意思?说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没有了。现在和未来,我们会不断涌现新的钢琴神童,甚至各种天才,但会有这样的父母给孩子写这样的信吗?在如今成千上万封家书中,还能浸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吗?

如果非要谈素质教育,家庭教育就是无微不至的素质教育。那种素质教育,再好的大学,也是教不来的,比不了的,替代不了的。

今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承认中国人的素质太差,有问题。要狠抓人文教育,搞好素质教育——“抓紧”“做好”这两个字,来自对家庭教育摧残最大的“大革命”传统。

当今中国的现实是,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强,充满机遇,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富裕,越来越繁荣,机遇更多。另一半现实是,当今中国的教育不仅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是前所未有的荒芜和贬值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