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摄影的发展如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摄影器材的日益进步,小型相机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摄影技术,摄影的题材也随之扩大。这些都为中国很多摄影社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的摄影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在此期间,摄影社团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促进了摄影艺术的萌芽和繁荣,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开拓者的印记。

一、北京广社

北京光社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的摄影艺术团体,率先举起了摄影艺术的旗帜,开辟了艺术摄影之路。光社的活动时间不到10年,却把摄影推上了艺术舞台,为先行者们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光社的前身是1923北京大学摄影家成立的“艺术摄影研究会”。最早的成员,只有黄振宇、陈万里、钱敬华等七八个人,设在大智营,不久就迁到了陈万里在李平安的住处。1926年,刘半农、劳艳若等一批新成员加入光社,成员发展到20多人。此时的广社已经不是北大的摄影机构,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广社。

光社的主要活动是举办摄影展,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1924年6月至14年6月~ 15年6月,光社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首届会员摄影展,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电影展览。本次电影节受到各方好评,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前来参观,极大地鼓舞了成员们的信心。于是,一年一度的公展连续举办了五届。

第四届电影节结束后,参加电影节的16人选出2至5张照片,共56张,整理成《北京广设年鉴》第一集,刊登在1,928,1。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印刷于16年,由刘半农作序,撰写小言,王撰写《京广社札记》,记述了广社的宗旨和历史。

在光学学会的会员中,不乏早期的著名摄影师。与钱镜华、吴玉舟、劳艳若并称“光学社四杰”的陈万里是中国摄影艺术的开创者之一。

陈万里出生于1892年,于1919年开始学习摄影。当时很多人认为摄影绝对是机械的,只要有技术经验就能成功。另一方面,陈万里认为这些观点是“短视和谬误的”。他曾经说过:

摄影除了机械动作和技术经验,重要的是取材、构图阴阳、背对背。

陈万里在自己的摄影实践中,最早认识到摄影的审美功能,提出了摄影“创造美”的观点,即在“极美”的境界中,发现并“摄得美”,将自然美创造为融合并表现摄影师个性的艺术美。这是摄影艺术理论中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提出这一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是陈万里对中国早期摄影美学的贡献。

陈万里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几个“第一”:1924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个人摄影作品集《大风集》,收录了12张照片。同时,他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堪称中国摄影艺术的第一份宣言。65438年至0926年在苏州、上海、厦门举办个人摄影展,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光社四杰”之一的劳艳若(1883 ~ 1966),出身文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热爱艺术。五四前后,他积极参加摄影创作,成为光线社的一员。

如果老阎擅长风景摄影,世界上还有很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北京光社年鉴》第一集中有五部作品:《晨暮》、《死去的西部寒鸦》、《一起求美》、《渔夫与金鱼》。其他代表作品还有:《一肩雪》、《晨雾》、《鹅》、《拉骆驼》、《赛马》等。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画面自然生动,构图严谨,充满诗情画意,富有中国传统艺术风格。

劳彦若不仅是中国早期的摄影家,也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和发明家。他很有创新精神,开发了放大镜、曝光夹等多种摄影器材,为中国早期摄影器材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摄影学会

1928年初,中国摄影学会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社会简报》中,开头就明确写着“目的是研究摄影艺术”。

中国社会的成员主要服务于新闻界和商界。它的四次摄影展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国唯一的摄影杂志《田鹏》在描述中国电影节盛况时写道:

就风而言,远近观者相触,品之精致,令人惊艳。上海的会议结束后,北京和杭州带着很高的声誉回来了。

与广社不同的是,除了1届,华社的电影节广泛征集摄影作品,只要符合规定的放大尺寸都可以展出,而且在评选时对社会以外的作品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不限于华社成员。如参加第二届电影节的作者中,有北京广社的刘半农、吴继喜、郑等数十人,广州精舍的潘大伟、常熟音乐社的鲁振志、香港的、上海的黄秋农、林雪怀、郭锡琦等,松江华亭摄影社也作为一个团体加入了电影节。

在1930,65438+2月21的《申报》里,还刊登了一条消息:美国摄影师加斯顿在中国社会第四届电影节上参观会议。“余华社的作品深得好评,特别是对邵、郎景山、朱守仁、胡,以葛氏之见。可见,即使是外国人,只要作品精美,也可以参加中国社会的电影节。

中国社会的实践壮大了摄影队伍,培养了新摄影师,促进了摄影艺术的繁荣。

华社还编辑出版了《田鹏》和《中国摄影》杂志。这两本摄影杂志刊登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艺术论文和技术介绍,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摄影杂志。

中国社会成员的作品题材广泛,艺术形式多样,一些摄影家有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例如,在中国电影节上展出作品最多的作者胡,总是把镜头对准下层劳动人民。当时,人们评论说:

他的拍摄对象,往往是山野临水的乡村街道,把一些粗糙琐碎的东西放到镜头里,立刻就有了一种简单纯粹的味道,让人感受到我们东方的美好和丰富。

中国社会其他成员的作品,如郎景山、胡伯洲、邵、朱守仁等,也各有特色。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摄影家,他们为中国摄影艺术的民族化和个性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黑白电影俱乐部

黑白电影社是20世纪30年代继北京光社、上海华社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摄影团体。

黑白电影俱乐部成立于1930年元旦。它成立时只有陈、林则仓、林雪怀、聂光第、曹云甫、林、佘七位成员。社会站点位于鲁师傅医疗中心欢乐谷路845号。不久,陆师傅也成为黑白电影社的重要成员。

黑白电影社一成立就制定了“黑白电影社章”,明确规定了名称、宗旨、会员、订阅费、组织机构等。

黑白电影俱乐部之所以取名为“黑白”,在社会一章中有解释:

黑白是光的全部,也就是色彩的全部。摄影是光和色的形式,光和色是摄影的灵魂。

黑白的和谐象征着摄影。

电影俱乐部的宗旨在社会章节中也有明确定义:

我们俱乐部聚集了对摄影有浓厚兴趣的人,共同学习艺术摄影,以此来赞美我们的文化,提升我们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

电影俱乐部对俱乐部成员的要求是:

任何具有相同宗旨和良好品行的人,无论摄影经验、商业或非商业,在签署入会申请书并经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均可成为俱乐部会员。

黑白电影俱乐部不分辈分给会员排名的做法,纠正了中国社会的闭关锁国,使会员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夕,成员已遍布全国,共有168人。著名摄影家沙飞、、敖、和画家叶都是当时黑白电影学会的会员。

黑白片社的作品题材比华人社的作品更广泛。除了一般的风景、花鸟、静物、人像、建筑、人体,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司徒怀的《勤奋》、陈的《充饥》、敖的《锄锄晚归》、吴中行的《良伴》等。,都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黑白电影学会已经举办了四届大型“黑白电影节”和两次陈和陆师傅的联合电影节。此外,还出版了三册黑白画册,收录了第二、三、四届黑白电影节展出的作品。

班农谭颖

在中国摄影史上,刘半农(1891 ~ 1934)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作家、诗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摄影艺术的洞察,被称为“中国摄影美学第一人”。

刘半农十七八岁就开始拍照了。那时候他只是随便玩玩。后来去法国留学,才真正把摄影当成一门艺术来研究,65438-0925年,刘半农回国,在北大任教。当时有人贬低摄影艺术,但他不以为然,并于次年加入了积极倡导和推广摄影艺术的“北京光线社”。

1927年,刘半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摄影美学著作《半农谈影》。在书中,他首先驳斥了钱的“凡爱摄影者,必是低能儿”的论调和各种绘画贵、拍照贱的不实之词。他说:

画是画,照片是照片。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各有特色,不能互相模仿。如果摄影的目的是模仿绘画,不如单纯学绘画。

然后,刘半农把摄影分为三类,除了影楼里的意外,还有两类:重复摄影和非重复摄影。他认为不同类型的摄影必须使用不同的规则。不是照搬“艺术摄影”,而是重在“写意”。

什么是写意?在指出“写意”不是“写假”之后,刘半农写道:

就是通过摄影来表现作者的意境...比如同样是正门,照写的话,还是会用100张照片写一个死板的正门;如果用写意的方式写,十个人会写得不一样:有的能写得洋洋洒洒,有的能写得绘声绘色,有的写得热情洋溢,有的写得冷冷清清。

也就是说,单纯的“写真”和“临摹”是死的,“写意”和“非临摹”是活的。在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摄影只能“复制”生活的时代,刘半农大胆提出摄影要表达作者的意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当时中外摄影界关于“清”(清晰的影像)和“糊”(模糊的影像)的争论,刘半农认为虽然是技术问题,但必须根据作者表达思想和内容的需要来处理,并批评有些人盲目以“糊”为美:

至于写意摄影,那就要看作者的意境了:他认为只有思路清晰才能写出某种意境,那就是他的功力;他以为贴了才能写,那是他的本事。我们只能问他的意境能不能写出来,好不好;至于清与糊,由他自己考虑:他有绝对的自由。

.....有些人不知道浆糊只是制造美的材料,但他们其实是整体认可美的,所以浆糊!糊!糊!乱七八糟的,太可怕了!

此外,刘半农还明确表示,表现中国人的气息是中国摄影的要求。他反对以英美日年鉴为“祖宗”,盲目模仿外国人的作品,认为这种模仿“白发人送黑发人,作品装十箱”,“只是一个无果”。在为《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所写的序言中,他写道:

我以为拍照,不管别人是把它当艺术来尊重,还是把它当扯淡来贬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一个人,更何况我们是中国人。

.....必须能够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独特的品味和韵致,通过镜盒充分展示出来,这样我们的作品,除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的作品之外,成为另一种气息,然后我们的作品才不会白费。

70多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