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被冻结了。不同的文化?创造不同的历史
何敬堂:一个国家或城市能否成为名城,文化是关键。历史上著名的城市,比如巴黎、罗马,GDP很低,但对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在文化遗产中,建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无论是古老的东方,还是发达的西方,说到城市文化,第一件事就是看建筑。一个好的建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1970年代才建成,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象征。
所以我认为,首先,文化传承是人类应对自然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了这个东西,就失去了根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原有的血脉之上,否则就没有历史,没有根。
唐国华:广州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应该有自己固有的特点。除非我们继续拆掉重建我们所有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古村落,否则广州自己独有的城市特色就会消失,但如果这样做,政府和人民肯定不会同意。最近广州市政府责成广州市规划局成立“名城保护办公室”,就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我觉得厅级单位水平不够高。应该就像十年前,名城保护办设在广州市政府办公室的时候,更有权威,更有保护。
王师傅:比如江南水乡古镇周庄镇,闻名天下,但实际上作为苏州下辖的一个地区,周庄的GDP从来没有领先过。从经济效益来说,周庄不是一个讨喜的孩子,但从社会效益来说,周庄是苏州江南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
黄斌:好的建筑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一个地区的文化个性可以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建筑是重要的载体。优秀的建筑能够灵活地反映当地文化的精髓。这种最能体现文化精髓的建筑,显然不是“罗马风格”和“意大利小镇”的翻版,而是灵活融入当地文化风格和文化内涵的建筑。建筑只有承载了地域文化的个性,展现了地域文化的风格,才能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现在很多国外建筑和国外社区的设计者往往只是简单的“借鉴”,照搬其他城市和国家的风格,而没有考虑如何将广州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元素植入建筑中。所以,虽然在使用功能上可能是合格的,但严格来说,并不是广州、岭南风格的建筑,而是放在广州的“洋楼”,所以不是。
建筑是历史文化的传承。
何敬堂:对于如何避免千城一面的问题,我有三点看法:
首先,建筑应该反映该地区的地域和环境特征。建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来源于地域特征,包括地域气候、特定地形、环境特征。广州地处亚热带,高温持续时间长,雨水多。与其他城市不同,建筑必须遮阳、隔热、通风、防潮。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广州建房都必须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而在解决的过程中,城市特色自然会得到体现。
第二,建筑要体现地域的人文特色。广州长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但根在中原。建筑的基本格局和院落布局往往体现中原特色,但也有外国的异域风情,如骑楼、东山小洋楼等。这些建筑是本土文化和海外文化交融的自然结果。解决千城一面,建筑要体现当地形成的社会、人文、文化特色,体现地域文化的内涵。
三是对强势西方文化的态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普遍的,城市现代化很容易引入外来文化,不是说要否定外来文化,而是北京央视新址完全失去了中国特色,导致争议很大。不过矫枉过正也不好。如果把所有的传统符号都抄回古人,就会失去敏捷性。
没有传承就没有根,忘了祖宗就什么都忘了,但是照搬祖宗就缺乏创新,跟不上时代。关键是两者的和谐结合。这个度怎么把握?我个人的观点是,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传承的时候要挖根,突出根,提升文化的内涵层次,而不是机械的复制一个符号,一个构件。好的建筑应该运用现代材料技术,包括现代美学,结合文化内涵。
黄斌: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遗产,建筑是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广州从我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相当多的老建筑,如孙中山纪念馆和陈家祠。同时也要思考一些建筑如何在我们这一代传承下去。我们是前辈传下来的。后人能传承给我们什么?100年,几百年,我们今天的建筑能否传承给后代?所以要有历史责任感,要对历史负责。今天的建筑必须为未来城市建筑文化的积累做出贡献,为未来城市文化的积累提供沉淀,为未来城市文化的传承提供传承者。否则,你这一时期的建筑将是一片空白,历史将追溯到你这一代。
何敬堂:就广州而言,避免“千城一面”,就是要兼顾现有的改革开放新特点,体现岭南特色。简而言之,就是“既广州又现代”。
唐国华:要避免片面的做法,一是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特别是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二是现代新建筑要向传统建筑学习,吸取其精华,而不是生硬地佩戴传统符号,不加分析;适应岭南气候不能完全依赖人工空调,应倡导节能生态的建筑设计;要摆脱“新表现主义”的束缚,所谓新表现主义,就是力求在建筑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形象,这取决于设计师的设计技巧和文化素养,否则设计出来的作品会引起大众的对立理解,这就是“异化效应”。比如安德鲁设计的广州体育馆,本来是想表达三叶,但很多人觉得它像珠三角最忌讳的三倒渔船。其实中国优秀的传统建筑不会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建筑应该服从环境和自然,不应该和“天公作美”竞争。
建筑是精神生活的空间。
黄斌:以外国建筑为例,比如哥特式建筑。建筑风格繁复,尖棱、拱顶,营造出轻盈细长的飞行感。目的是在精神上营造一种崇高感,让你进入建筑后有一种精神上的超然。所以,建筑不仅仅是一个住宅,更是一个精神生活空间。好的建筑是好的精神生活空间,成功的建筑是成功城市的象征。
何敬堂:好的建筑自然会体现一种精神,精神功能会大于使用功能。广州城市精神的体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建筑在细节上坚持传统的“岭南风格”。比如广州塔等大型公共建筑,很难找出岭南风格的具体元素,但它传达了一种活泼、不拘一格的时代精神,这正是广州城市的风格,即“精神相近而不相似”,大体表现了岭南文化自由、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包括“小人腰”这个名字,虽然不是广州塔的专名,但是老百姓喜欢,现在书记、市长也经常说“小人腰”,这也是今天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
黄斌:建筑应该与当地文化的“根”联系起来。在“提升全省城镇化水平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也提出要弘扬岭南历史文化。但广东是外来人口大省。如果一个地方的建筑代表了文化的认同和载体,那么外来人口能否通过岭南建筑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比如中国人到了美国、英国,即使平时和当地人住在一个房子里,还是会建一个“唐人街”。周末去“唐人街”吃饭购物,不仅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情感寄托。
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建筑中度过的,建筑客观上是人生活的“根”。如果能通过和谐的建筑风格唤起人们内心的认同感,那么就能升华为心灵的归宿,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广东有几千万农民工,他们的感受不容忽视。如果岭南建筑能让外来人口有归属感,能强化他们的归属感,实现主动的角色转换,而不是“南漂”,就应该扎根广东。我认为现在非常需要这种建筑。这种“新岭南”建筑应该不同于旧岭南建筑,具有更强的融合性和开放性。
唐国华:以孙中山纪念馆为例。当年也是全新的建筑。有学者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建筑”。它不仅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是一件杰作。设计师吕彦直向中国和西方学习。三十多岁的他,已经能够将钢结构、剪力墙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与传统的砖结构有机结合,建造出前所未有的大空间。接着,他在地下室不覆盖土层的情况下,采用自然恒温恒湿的“地冷”结构,结合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解决了大厅5000人的散热问题。创新精神是岭南风格的重要元素,孙中山纪念馆当年就是创新的。岭南建筑的四大特点:轻盈、灵动、流畅、通透,是以前的岭南建筑师总结出来的,今天依然适用。
王师傅:目前城市最大的两个建设者是地产商和政府。如果他们不追求岭南风格,谁都没办法。如果两个最大的主体都在追求欧陆风格,不崇尚岭南文化,城市就很难有岭南特色。
何敬堂: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文化的根源是地方特色。当我设计中国馆时,人们问我是否会将岭南建筑搬到上海。我说我只是继承了岭南建筑思想,即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文化、当代建筑的和谐统一,与当地相结合,形成地方风格。我会提供不同地方需要的任何东西。
保护建筑就是保护历史文化。
黄斌:人们通常对欧洲城市印象深刻。比如在罗马,很多建筑都是大理石结构,有拱顶和梁柱,这样不用说别人也能知道自己在拍罗马的照片。曾经广州也有这种强烈的建筑认同,比如老城区的骑楼街、西关大屋、十三行。但现在新城区已经失去了这种认同。所以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广州识别符号的老城区,应该加以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是保护建筑,也是保护城市标签、城市名片、城市文化。保护不仅要保护单个建筑,还要保护整个街区和社区,形成规模效应。
何敬堂:对于传统街区和古城,有三个词很好:第一,历史建筑要保持原汁原味,也就是文物;二是要保持历史街区的环境风貌完整无损;第三,新建筑应该延续其传统特色。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只要有这三个特征,我们就可以改造。对于文物来说,应该像以前一样修旧如旧,但是很多不是文物的历史街区应该延续其环境风貌。看一看城市肌理,会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性。不是说不能在老城区盖新房,但是盖房子一定要延续原来的风格。荔湾广场破坏了整个老区的肌理。
位于解放中-大德路的象牙北小区最近获得了金奖,这是一个很好的旧城改造项目,它的改造完全符合该区域的肌理。为了把这个街区建设好,政府没有交给开发商,而是牵头改造。原住民可以选择搬回来,或者住在其他地方,或者用商店取而代之。最终,大部分原住民选择了迁回。
旧城改造不能强求就地平衡,而要看三大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如果不能实现局部的平衡,就需要政府出面,从更大的大局出发,统筹兼顾。老城区的品位提高了,广州整体的品位也提高了。
唐国华:不仅在旧街区,在新街区,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的邻里关系,和谐互助,现代的居住条件和历史文化遗迹可以和谐共存。因此,在新区建设中,不能把旧建筑全部铲除,而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因地制宜地设计新建筑。比如芳村某楼盘在建设时,保留了宋元羊城八景之一的大同寺烟雨井,建了一个小公园,社会反响很好。试想,如果今天每个校园都有古建筑,我们的校园文化会更有历史感。
王师傅:以南华西为例。在华南溪二期改造工程中,我们采取了将华南溪历史保护与草房围高效开发“捆绑”的模式,将华南溪容积率转让给草房围,高强度拆建草房围以获取经济效益,进而“反哺”华南溪历史街区。这种“捆绑”模式解决了西南重建一期工程中的诸多问题,包括潘家大院的保护。我估算过,如果有更好位置的土地,1公顷的高效开发可以保护2.5-3公顷左右的历史街区,相当于替代了拆迁的压力,还可以产生一部分资金来修复基础设施,让整个街区“活起来”。现在有必要为旧城改造形成一套完整的综合置换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