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村历史

据说后村过去有几座寺庙。前几年有人试图根据传说恢复已经灭绝的火神庙,可见民间对历史的记忆也与神的信仰有关。事实上,通过这种传说的传播而“建构”起来的关于国家自身历史的“故事”,从文字记载到意识形态,都在不同层面上与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

后村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场所。它在平原、山和水连接的地方。南临汝河,据说清末就有航运。西边有个村子叫陆渡,很明显是渡口。一条新公路在村庄以北一公里处修建。在公路建成之前,应该有一条正式的公路穿过这个村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我的依据是村里这条路直通单座桥,桥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昔日的繁华。过单桥去东大乡政府十里铺。这条路是我小时候经常过的。唯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十里铺西边有一个二十里铺,这两个地方应该都是古驿站,而且如果道路经过村子,明显是弯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条路要弯过村子,大概和汝河的水路有关,因为村里的集市形成很久了,后村好像是个水陆枢纽镇。从侯村在民国时期曾被称为侯村这一事实来看,应该可以证明这一推论是牵强附会、合情合理的。

还有保存数百年的各种文字记载,从明朝洪武年间“王六祖”的“碑文”开始。玉皇庙上的碑文描述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洪水,村子遭受了几次灾难。和水路的搬迁和孤独有关吗?孝的典范人物王恩普,县志中有记载,至今没有找到继承人。可想而知,官方史籍、记述和研究者对乡村历史的描述之间,一定存在着诸多断层。

后村位于支端庄龙山文化西侧,这里有一条东西直达的水路。明清驿道经过这里,每天都有晨会。从元末至正念之间建立的玉皇庙上的铭文来看,许多周围村庄的名字都在上面,表明后村曾经是这一地区的文化和市场中心。

后村作为一个聚落村,在明末李自成时期曾经有过战争的阴影。据史书记载,大顺军在项勇之间驻军攻打襄城时,必经此村。在这里留下大顺的脚印应该不成问题。还有民国时期土匪泛滥,老人们口口声声说着“上将军”的故事,几栋高楼的炮口就能印证。直接原因是土匪作乱,地方动乱,村民经历了多次被破村抢劫的事件。这是乡村社会军事化的历史,也是当时聚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直到清朝康熙年间,侯村才变得相对稳定,其基础是这一时期周边大部分家族的族谱都进行了修订。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官方的行政区划,我们现在所说的“后村”很少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后村明代属高桥堡,清代属里仁堡,21年属三区陆渡镇,30年属高桥乡,1948属六区,49年属王洛区。在民国地方志中,“后村”、“陆渡”曾被记载为“陆渡连保后村镇”。1949年冬,县管乡,后村属第三区后村乡。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个乡镇辖有多少个村。而且在短短两年内就取消了。

此外,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对后村“开村”早期历史的记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变得相当模糊,充满了困惑。村里最流行的几个名字,据说都是明朝初年移民过来的,还有一个题字是王兴,住在庙的西边,所以叫大庙王。玉皇庙的规模也不小。有寺庙,走道和厢房。周围有很多柏树。但这座寺庙建于元朝末年。它建成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吗?为什么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庙?智段庄是龙山文化的遗址,但是现在很少有人住在那里,但是后村是万人村!放眼周边村落,只有后村每天都有晨会,也只有后村陆续有寺庙。每年有六七个传统庙会。这是为什么呢?诸多迹象表明,后村成村的历史绝对不是明朝初年。侯村建于明初的传说并不可靠。由此推断,传说不过是开村初期村民的历史记忆。

传说村里有和唐姓,王兴只有几个唐姓。据说他们的祖上其实是兄弟,因为移民政策只能叫老表亲关系。现在后人还记得民国初年两个姓氏一起祭祖的场景。根据周家的传说,两个祖先,一个去了庐山,一个走了。这样的传说印证了历史记载。

玉皇庙建于元末。那早已消失的火神庙呢?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这里推崇玉帝?谁创造了他们?已经很难学习了。但这并不影响利用寺庙作为证据来推断祖先活动的遗迹。至少元代侯村有人居住。玉皇庙作为元初以前祖先定居的象征,应该是可信的。

但在调查中,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玉皇庙的创建者很多都是外商、船主、水手,他们祭祀的范围也远不止于候村。在陆渡还是一个通商口岸的时候,就有很多外国商人、船夫、舵工居住在这里,他们的信仰和财力足以支撑一座规模庞大的寺庙的运转。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就不同了。之后,汝河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这种主要靠外地人支撑的寺庙也衰落了。

有趣的是,近年来,许多民间寺庙得到重建和恢复活动。就连路边不起眼的小庙也重修了,当地文人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更关心玉皇庙和传统庙会。在这个节日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可能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