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齐超是活跃在中国政界和学术界30多年的风云人物。他被称为“新思想界的陈涉”。晚年弃政从文,潜心学习写作,成就斐然,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学术领袖和文化中心。梁启超的学术活动丰富多彩,其学术方法强调科学精神,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梁启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为数不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思想启蒙者和航海家。

梁启超对墨学的研究,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段。一个是《新民丛报》1904发表的《子墨论》、《墨子论》;首先,在1920年代,对墨学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解释,对墨学案例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墨学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这两个阶段相差近二十年。他们对墨家有不同的看法吗?如果有,基本区别是什么?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试图描述梁启超墨学的内涵及其演变,回答这些问题,进而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笔者认为梁启超的墨学著作,一方面是出于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他的墨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近代公民和国家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这一研究既植根于传统,又与西方理论接轨。到了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是倾向于解释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文化特征和传统根源。

任公的墨学研究体现出三个一致的思想特征。第一,他强调群体和个人同等重要,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具有根本价值;其次,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和谐;第三,他肯定了宗教的价值。上述特点表明,梁启超的思想虽然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没有缺陷,但它是一以贯之的,是建立在宗教、道德、政治和认识论的某些原则之上的;从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他的原则相当合理。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一生学术思想努力的成果看得肤浅,看得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是一位知识渊博、敏锐的思想家。

一是首次将西方进化论引入中国学术界,将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分为萌芽期、鼎盛期、儒学大一统期等七个时期。从宏观上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因果关系。第二,视野开阔,视角全新。比如刻意探究学术思想的演变与政治条件、社会习俗的关系;通过比较研究,评价不同流派、不同文化体系的优劣。重视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种文明联姻”的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在现代进化史的全新理念指导下,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退化的、循环的历史观。一些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公羊学等,虽然可以用进化的观点看待历史,但总体上还处于简单粗糙的阶段,远未形成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系统理论。直到65438+2009年底、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目的,将儒家经典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理论,又将其与服务于西方强权政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历史进化观,鼓励弱小民族奋进,成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在历史进化论的指导下,将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七个时期:萌芽期、兴盛期、儒学大一统期、旧学期、佛学期、儒佛混合期、衰微期、复兴期,并强调“一个时代可能包含过去时代的余波和未来时代的萌芽。”每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征,既是上一个时代基因的果实,也对下一个时代产生影响;它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和局限性,新的学术理念势必会对其进行纠正或取代。

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将西方史学理论的运用与中国优良历史传统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重视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与社会变迁、时政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的大趋势密切相关。”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刻体会到“思想之分,往往与政治之分成正比”,并进一步论证“统一一个独立的国家,处理好内忧,驯服桀骜不驯的精神,所以造福于民是愚蠢的;并建立一个竞争的国家,保卫自己免受外来侵略,并动员那些需要巫师和权力的人,因此他们有益于人民的智慧。”指出中国的学术思想往往跟随政治,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短板之一。思想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时政,梁启超也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和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学术思想各自的时代光辉,又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局限性与不足。这里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他把中国古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着重指出其他国家的神权政治都是以君主为天帝的化身。君主的一言一行,都被视为天帝的自动发言;而中国,“天也,统民而治之。”君“虽专制,亦有不可专制者。”天堂需要行使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被代表的人,才是我的子民。”史书上说,“天视己及人,天听己及人”,“天降大任于民,民为所欲为。”就这样,梁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了中国古代宗教神权的外衣,挖掘出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思想精髓——民本(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50辑,第30页。)。虽然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联系起来,显得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梁启超为了增进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受,试图寻找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和民主政治理论的思想土壤。通过对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优缺点,尤其是对其不足之处的分析。1.缺乏逻辑思维,2。缺乏物理,3。没有风来抵抗替代物,4。主人和奴隶的意见太深刻了,5。尊古保守的思想太重,6。学法家的界限太严了。梁在这里所说的先秦学术思想的弊端,其实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界不时凋敝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看先秦学术思想的优劣。说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由表及里进入了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再次,梁还十分重视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思想的发展,总是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传承有关。”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两大学派形成和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两大主流,黄河和长江,位置和性质不同,所以各有各的原始文明。“北方土地又苦又冷,谋生不易。它的民族精神是想通过为温饱奔波来维持社会,但还是怕给不了,没有沉迷于神秘哲学的余地。

他后来的学术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个案研究》、《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都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还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铺平了道路,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现代化的开山之作和奠基石。对此,耿云志先生评价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先驱之一。”(注:耿:胡适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246页。比如胡适曾回忆说:“我个人受到了梁先生的无限宠爱。现在回想起来,最明显的有两点。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总趋势》。”“中国学术思想变化的大趋势也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知道除了四书五经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让我们洞察学术史。”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成为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读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版,第105 ~ 107页。)到1919,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可见,梁的学术著作确实对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