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的发展史
那时候火车硬座和麻布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常用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邦威在200万元做大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布袋和布蜷缩在火车硬座下面。而林文河也是大包小包的提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1986，受价格管制影响，彩电产量大幅度下降。1988，国家允许各地上浮20%，这引起了文林和这些“倒爷”的注意。但一年后，为了制止“黑市交易”，国家再次控制流通体系和价格，导致“产需”同步萎缩。上世纪80年代，“官员叛逃”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主要原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员叛逃”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差价受贿、投机骗补、买卖。所以“打官”成了1989的廉政口号。当初为了根除“官塌”，中央决定合并价格，价格合并后没有差别。只是当时价格改革的条件实际上并不具备，一时间的抢购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暴利”一词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只有《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还没有取消，暂行了20多年，偶尔还会像幽灵一样溜出来让人们重新学习“投机倒把”的含义。在国内受到打击后，“奸商”们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去俄罗斯做生意，一周就能赚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种极具煽动性的言论在中国广泛传播。作为一个“国际奸商”，其实在黑龙江等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中俄边贸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相当繁荣，很多村子几乎每个村子都在俄罗斯“暴利”，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当地人至今还记得“一车西瓜换一缸”的“盛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称为“国际叛逃后的仓库”的秀水街逐渐成为中国和东欧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当时北京人已经目睹了俄罗斯商人横扫秀水街的采购狂潮，于是一些胆大心细的人试图冲向俄罗斯。
20多年来，北京通过这条小街上的民间贸易，不知不觉地打开了对外的商业之路。那些抓住机遇，突破旧经济体制的“二手贩子”，在王朔笔下都被尊称为“爷”，作为一个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称谓而为世人所熟悉。
从北京经满洲里到莫斯科的铁路长达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一班，运行六天六夜。这种国际列车是那些国际“奸商”的主要交通工具。在“奸商”的眼里，这条路就像回家的乡间小路一样熟悉。
火车一进入俄罗斯，每到一站，“奸商”们就穿着皮夹克和羽绒服蜂拥而至，站台上早已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这些“奸商”赚了很多钱，这些传说回国后被“奸商”口口相传，很有煽动性。一时间，中俄边境掀起了全民边贸的高潮。从最初的黑龙江“暴利”、北京“暴利”，发展到以福建、浙江“暴利”为主。然而，只有这些国际“奸商”才知道其中的艰辛。
中俄民间贸易的路线是他们用汗水甚至鲜血开辟的，其间故事惊心动魄，当事人回望过去的心情异常复杂。几乎所有在暴利道路上走来走去的人都被抢了，有的人还丢了性命。
在俄最大的中国货市场阿斯塔伊，虽然外表朴素，但租金极高。建在两个废物箱上的店铺，每年的租金和各种“好处费”、“保护费”合计约50万人民币。但是，与生意的利润相比，这些“小钱送俄罗斯人”已经不在“奸商”的计算之内。
生意做大了，钱也赚了。难的是把钱带回中国。检查每个中国商人携带的美元，已经成为俄罗斯海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那时候火车是唯一的渠道，“奸商”只能冒险带几千甚至几十万美元回家。
结果每次进出俄罗斯都变成了一场狂欢般的宣泄。火车一进俄罗斯，进餐车的都是中国“奸商”，因为到了俄罗斯每个车站都会缺货。火车一离开俄罗斯边境，进入中国，“奸商”们都松了一口气。“回家真好！”正是这些“奸商”的所作所为，让这个铁板一块的流通体系变得松散，直至崩溃。跟随他们的脚步，在民营企业和国际“奸商”的共同作用下，开启了原本为国家所独有的对外贸易体系。随着贸易的发展，从前的“奸商”也变成了今天的中国商人。
中俄贸易的进化史，或许是国际“暴利”作用的最好注脚。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有了很大的互补。一方面，俄罗斯急需质优价廉的俄罗斯商品，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原材料和工业产品。增加双边贸易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日用品严重短缺，而中国轻工业产品竞争优势明显，大量中国商品开始进入俄罗斯市场。进入俄罗斯的温州商人都很怀念那个时代。
数据显示，2000年中俄贸易额为80亿美元，而前苏联最高贸易额仅为46亿美元。苏联解体后，1993年的贸易峰值为72.8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22.3亿美元，其中服装出口约6543.8+0亿美元，鞋类出口3.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0%。
出口22.3亿美元，其中民营出口1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几乎有一半是由俄罗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完成的。显然，中国在俄罗斯的个体商人，也就是那些国际“奸商”，贡献很大。
国际“暴利”曾经在浙江盛极一时。在对俄投资较为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等地，当地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并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是未经批准就走出去的。
只不过在那些早期，“奸商”鱼龙混杂，有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俄罗斯，比如棉絮里有玻璃碴的“羽绒服”。很多不法商贩甚至用胶水把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绒服。
中国的以次充好，乱标价，假冒伪劣，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的声誉。林文和见证了那些年俄货在中国处境的巨大反差。曾有一段时间，“一些莫斯科商店干脆在门口挂上牌子:我们不卖盗版货和中国货。”林文和说。
这也直接导致了贸易额的下降。《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在达到1993的峰值后开始下降。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仅为1.9%，仅为1.990的3.7%的一半。
当地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际奸商的生存环境。2007年4月1日，俄罗斯禁止外国人在市场从事零售业务的法律生效。自5438年6月+2006年2月这一规定颁布以来，每到周末，各大市场都会出现华商卖货的场面。这些顾客大多来自邻近城市。他们争相低价购买中国货，而一些俄罗斯商人则大量购买并囤积，希望在中国人走后卖个好价钱。在此之前，精明的温州商人郑秀康等人投资20亿元在俄罗斯建设经济合作区，原本出口俄罗斯的成品作为半成品运到当地加工，把中国制造变成了俄罗斯制造。这样，禁售令对他的产品就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