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治疗产业的发展历程
马晓年说，该科成立时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和医院的支持，是医院的特色门诊。但2003年，玉泉医院并入清华大学附属医院，发展重心有所调整。结果性医学被边缘化，资金捉襟见肘。如今，相对于北京“三甲”医院的拥挤状况，玉泉医院只有几个病人只是“二甲”，门口有点冷清，性医学科坐冷板凳——再加上马晓年只有两个医生，每天大概有两三个病人来这里。
毕竟，马晓年拥有中国性学会副主席和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唐宝山的网站上，还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女儿童医院客座专家的介绍中。照片下面列出了他的博文，第一篇是关于女性的“性福”。
与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十分钟就能把病人送走相比，马晓年看一个病人至少需要半个小时。“先问一下性史，找出问题。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有的需要心理疏导。”然而，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医生，马晓年与其他性治疗师不同，他的主要治疗是开药。
统计显示，40-70岁男性阳痿的发生率高达52%，也就是说，每两个男性中就有1个阳痿男性。1998年，可以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伟哥”诞生，马晓年称之为“现代性学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性治疗的一场革命”。
在美国，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每天开出654.38+0.5万张处方，第二周上升到2.5万张，第三周3.5万张，第七周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新纪录。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公司股价飙升。过去美国阳痿患者的比率仅为7%，但在伟哥上市后迅速上升至40%。
2000年，伟哥进入中国。一粒50毫克的蓝色药丸价值99元人民币，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但还是受到男医生的青睐。
到2005年退休时，马晓年已经看过2万多名患者，其中83%是男性，他看过的男性患者中，90%以上都是开了药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伟哥。马晓年说，即使是心因性阳痿也需要伟哥作为辅助治疗。“光靠心理咨询不一定有用，但只要他能一次性成功，他的心理焦虑就会一扫而光。”
在杭州举行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大会上，很难见到潘绥铭。找到他的一个窍门是，在角落、垃圾箱等可以自由吸烟的地方游荡——开会时，他独自吸烟的时间比与其他与会者交流的时间还多。
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作为一个远离实践领域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在会议上保持着“冷漠”，就像他对待伟哥一样冷淡。他认为，在历史上，阳痿和早泄被视为“疾病”，因为它们不利于怀孕，从而损害了“性的生殖目的论”。现在主要是庸医想赚钱。潘绥铭说，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双方的性技巧来解决。但有些医生只“治疗”男性，根本不问女性。是不是很可笑？为什么人家白给他们钱？
性治疗
然而，现实中，人们为了性健康“白给钱”的情况并不少见。
陈建，一位加拿大籍中国人，在一家名为真镜国际再生医学中心的医疗机构担任性健康顾问。这家机构位于上海最时尚的酒店之一兴国宾馆。陈建说，她的工作主要是为高端中年人提供定制的性健康治疗方案。其实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性激素的使用。
在陈建接受治疗的案例中，有一位40岁的男性企业老板。他没有生病，但他经常感到疲倦，无精打采，性欲低下。他的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不满意。他怀着极大的钦佩来到这里，首先进行了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结果显示，他的睾酮(雄激素)水平很低，虽未达到“病”的标准，但已接近正常值下限。于是，没有处方权的陈建要求临床医生给老板一个全面的方案，包括按照地中海饮食结构饮食，加强锻炼。事实上，无论如何调整饮食，这种治疗最终还是要靠补充睾酮。
马晓年说，在美国，绝经后的男女接受性激素替代疗法是很常见的。所以性激素治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但是目前国内还不多。据陈建介绍，真镜医疗机构对此类治疗的收费非常昂贵，从5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不过，她也承认，“性激素的使用需要非常小心，因为盲目补充激素会导致前列腺癌、乳腺癌和卵巢癌。”
性治疗属于什么学科？患有各种性困扰的人，如果走进公立医院，可能会被堵在分诊台——马晓年的北医玉泉医院几乎是唯一的例外——而在综合医院，泌尿外科、妇产科甚至皮肤科都与性问题有关，却没有专门的诊所和专家进行“性交”。
那么，我应该找谁来解决我的性困扰呢？看到人们的隐秘需求，不同教育和专业背景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加入了性治疗行业。他们甚至根据自身情况为自己“定制”了各种头衔:性咨询专家、抗衰老专家、性教练、成人观察者、性康复专家、临床催眠师等等。